中国#东西问|王力之：绵延5000余年的中华文明如何证明与他人不同？( 二 ) 中国分贝|习近平|国家主席|分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科班出身的文保人员增多，以及越来越多的海外专业人士回国，文保意识开始融入到整个文物工作中，“修复与保护不可分割”已经形成了共识。现在，我们对文物就不是单纯的修复了，修复之前需要做一系列科学检测分析。比如，修复青铜器，除检测它的成分构成，还要检测有害锈等，同时要考虑一系列诸如“修复后如何控制不再产生有害锈”这样的问题。文物保护最早是西方先做的，中国是后学者，理念都是从西方学来的，这毋庸置疑，但不可否认，随着国家层面对文物工作的重视，我们已经快速跟了上来。
在文保借鉴西方的理念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最小干预”和“可再处理”，后者以前叫“可逆”。简单来说，最小干预就是最低程度地“干预”文物本来的样子，也就是所谓“修旧如旧”的概念，这些都是西方先提出来的。“可再处理”就是修完的器物还可以把它再拆开。对现在的文保工作者来说，“可逆”已经变成了东西方的共识。
考古工作者其实也有类似思考。以出土的某件需要修复的器物为例，专业人员和博物馆内观众希望看到的样子并不完全相同。博物馆内观众更喜欢看到它完整的样子；专业人员有时候更希望看到残缺一半的器物，有这一半，他们就能想到另一半是什么样，能看到断面是什么结构，纹饰、工艺是怎么来的。所以，到底是完全复原“修新”好还是“如旧”好，应根据“目的不同”而不同，有些博物馆已经开始了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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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后的三星堆金面罩。中新社采访人员安源摄
中新社采访人员：此前，文物保护的技术和理念我们是从西方学来，到今天，中国考古学已走过了整整一百年。当前中国考古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水平？
王力之：这一百年，中国考古已经完全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改革开放初期，西方学界对中国考古学术水平认可度并不高，这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问题。毕竟中西方学术验证方法、论证逻辑不一样。21世纪以来，大批中国学者走出去，和西方交流日渐频繁，随着学术交流的深入，西方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中国考古成果。中国学者“走出去”在那个时间点变得特别重要。
上世纪90年代，以故宫前院长张忠培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从美国访问回来，都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中国考古学最高水平在中国”。原来有一种错觉，似乎研究中国考古的西方学者水平不低于国内，比如哈佛大学的张光直先生，他因有华人背景，能读懂中文文献，又有西方理念背景，可以说是“学贯中西”。但随着文化交流的增多，走出去的中国学者发现西方学者在中国考古的某些方面研究虽有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度，但在全面深入研究能力和水平方面，国内学者还是更胜一筹。就中国考古的整体研究能力来说，西方学者还是无法比拟的，当然这是客观现实造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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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4日，位于西安东郊白鹿原的江村大墓及其周边遗迹，被正式确认为汉文帝霸陵。中新社采访人员张远摄
中新社采访人员：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考古学魅力何在？在东西文明交流中作用如何？
王力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增加，西方才开始全面认识和了解中国考古。
还是以青铜器为例，除考证年代外，我们还研究器形、纹饰、铭文、族属，以及铸造技术，甚至传播途径等。这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单独拿出来都是一片广大的领域，纹饰延伸出古代美学、图像学；铭文又延伸到古文字专业；族属又涉及到社会组织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等。如果深究，青铜礼器背后的礼制同样是一条很长的学术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