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鬼谷子与易经：唯有以道御术，方可通行天下！(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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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难。圣人运用谋略的原则是隐而不露，而愚人运用谋略的原则是大肆张扬。有智慧的人成事容易，没有智慧的人成事困难。同情而俱相亲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疏者，其偏成者也；同恶而相亲者，其俱害者也；同恶而相疏者，其偏害者也。凡是感情相同而又互相关系亲密的，大家都可成功；凡是欲望相同而关系疏远的，事后只能有部分人得利；凡是恶习相同而关系又密切的，必然一同受害；凡是恶习相同而关系疏远的，一定会有部分人受害。这告诉我们两件事：一是居心做事要正派，才不会反受其害；二是要和志同道合的人共事，才能成事。变生事，事生谋，谋生计，计生议，议生说，说生进，进生退，退生制，因以制于事。事物变化会生出事变，有事变就生出计谋，有计谋就会有筹划，筹划产生议论的基础，议论产生不同的说法，不同说法之下会产生权衡，权衡后得以确立规章制度，因而就能用来制约事物。成于事而合于计谋，与之为主。无论是成事还是计谋，给予是最大的原则。只有给予，才能收获更多。刘邦在楚汉之争的时候就是因为敢不断地给予，敢于共天下，才得到众多人才，天下归心。韩信论及项羽的失败原因时，就是说他做不到如此。靠严酷、靠自私、靠位置都不能够成就领导力；给予为主，才行。给就是要，予就是得，老子所以说“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给予得的是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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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辩；与辩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锐。与智者言，智者千论，必有不涉，故以博来与其交谈，一可补智者之短、充智者之缺，二更可显我之见识。面对博者，我们应与之辩，因为越博越可能存在研究不深的问题，这就是他的软肋。面对善辩、口才好的人，管他巧舌如簧，任他滔滔大论，不用怯懦，无须胆颤，只须抓其主旨、捉其要害，只用三言或两语道出其本意，再以四言或五句揭露其短处，就是最得力的要领。与贵者言，需要从气势上高于和压住他，不卑不亢、收放自如，才能让其另眼相看。与富者言，要显示自己思想的高明和追求的高尚，这些往往是富人所不具备的。与贫者言依于利，世间真正能做到“贫贱不能移”的不多，对贫者以利引诱，必有效果。与贱者言依于谦，低贱之人并非都是无才之人，他们也往往更加自尊。若因为他的潦倒、贫贱和卑微而看不起他、不予帮助，甚至投以冷眼，不仅不德，也容易遭人怨恨、落人口舌。与勇者言，处处显柔显弱必然更被看不起，而应该以敢应敢，以勇对勇，才能促成英雄惜英雄的效果。与愚者言，应该尖锐直接，尖锐才可以刺激他们，直接才能让他们更容易理解，并且在气场上让他们畏服。持枢，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虽成必败。故人君亦有天枢，生养成藏，亦复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虽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纲也。所谓天下之时，就是天下大势的运动趋向。所谓天下之势，就是推动天下大势的各种力道。如果把天下比做大海，风向就是时，因风而动的潮流就是势。把握时势，就是弄潮。天下时势，扑朔迷离，神鬼莫测，瞬息万变。圣人知时识势，因时用势，因而治世。奸贼逆时生势，因而乱世。清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已经完全掌握苏、皖、赣三省的政权、军权和财权，王闿运试图说服手握重兵的曾国藩养寇自用，不急于攻灭太平军，将天下大局逐渐导向三足鼎立之势。清王朝根基已朽，大厦将倾，太平天国内耗严重，唯有湘军的势力如日中天，先坐观成败，然后徐图进取，最终收拾残局，江山之主即可由爱新觉罗改姓为曾。曾国藩没有听从王闿运的劝导，可以说是知时识势。天下兵乱已久，人心思定，若是为了一己之野心，冒天下之大不韪，来一场豪华型政治大赌博，若是不成功，结局将是身败名裂、遗臭万年，不如安分守时，功成身退，则是天下黎民之福！（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