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李公明︱一周书记：拒不回归的昆德拉与他的……怀疑和抵抗( 四 ) 周书记|资料|作品集|公明|文本

在昆德拉至今为止的公共生涯中，在他的作品与思想观点之外引起的关注风波或可以称作政治性事件的，是由2008年10月捷克的《尊重》周刊（Respekt）刊登了历史学家亚当·哈迪莱克和采访人员彼得·特舍施纳克的一篇文章引起的。该文披露了捷克斯洛伐克政治警察局的一份档案文件，是1950年3月14日的一份讯问笔录，显示时年二十岁的米兰·昆德拉曾告发从捷克斯洛伐克军队逃往西方的年轻逃兵米洛斯拉夫·德沃拉泽克，导致他被判刑二十二年。昆德拉在指控面前打破沉默，断然否认此事，并得到瓦茨拉夫·哈维尔和历史学家兹德涅克·佩沙特以及多位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的支持，他们认为这是“一场有组织的诽谤运动” 。布里埃在书中未敢断言事情的真相是怎样的，只是说假设那天昆德拉去了警察局，意图不是告发一个叛徒，而是去报告大学宿舍来了一个可疑的人——当时昆德拉是学生负责人，不去报告就会被问责。布里埃认为这一版本也许是可信的，但是反对他的人们不认为这就可以为他洗白，原因是一直有舆论认为他到了西方之后极力隐瞒自己曾作为官方作家的过去，另外指责他在法国居留期间的创作是一种文化营销。在捷克小说家伊凡·克里玛看来，捷克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反对昆德拉的主要原因是超文学因素：许多留在国内或流亡到国外的知识分子经受了各种考验，牺牲了个人自由和各种利益，因此很多人都觉得昆德拉背离了这一斗争。（268页）布里埃把事件放在九十年代以后的捷克政治氛围中解读：随着原来的举报体制的塌台，对过去告密事件和为秘密警察效命的清查具有不确定性，使人们处于偏执的妄想之中；政府公布档案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无法阻止个人的报复行为。 “昆德拉的敌人就是利用这种不确定性来败坏昆德拉的名声。 ……这是个一石二鸟的大好机会：他们并不满足于让作家的政治经历曝光，而且将之与……时代最卑鄙的勾当联系在一起，指责他的完整性和他的道德感。说到底，就是对他作品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 （269-270页）果然，在事件发生后的确出现了对昆德拉作品的“再解读” ，比如说发现“告密在昆德拉的作品中一直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八十岁的历史学家兹德涅克·佩沙特说那年代的政治决裂与爱情争斗在大学生中间播下悲剧的种子，布里埃认为据他所言的告密者是另一个人。这一事件也充分暴露了传媒的可怕力量：某些标题的模棱两可、“有可能”的说法比真正的确认更阴险，当事人说任何话都只能是火上加油。另外，如果与昆德拉一直力图不让自己私人生活暴露在公众面前的努力联系起来，这一事件也说明了在险恶、复杂的时代政治风云中，个人命运的被播弄往往是无法避免的。
在公众舆论与私生活之间，昆德拉曾经援引纳博科夫的话宣称：“我厌恶把鼻子伸到伟大作家珍贵的生活中去，任何一个传记作者都不可能揭开我私生活的面纱。 ”他还引证了福克纳的话：“作为个人存在，要有被大写的历史消除、淘汰的雄心，除了我已经印刷的书，决不留下任何痕迹、任何垃圾。 ” （273页）除了印刷出来的书与文章，不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任何痕迹，这是很多写作者的真实心愿。但是对于昆德拉来说，则更有一种自觉的学术性传统——源于布拉格学派的文学观，捷克结构主义认为文学文本只能根据其专有的性质作为自治的符号结构来理解，不应受任何非文学的现实的干扰。布里埃认为这一学术传统使我们能够理解昆德拉努力消失在作品后面的坚定意志。（274页）1981年7月1日，米兰·昆德拉被弗朗索瓦·密特朗授予法国国籍，他表示“法国已经成为我的书的祖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追随了我的书的道路” 。（年表）以书为祖国和道路，也是一种作家的坚定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