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一吟|丰一吟｜《我们是怎样合译的》《“日月楼中日月长”》( 二 ) |“日月楼中日月长”|我们是怎

个别的词都考虑定当后，这句子就完成了，可以写上去。不过有时也常常为了一个词不妥贴而必须全部返工，采用另一种译法，重新改搭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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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一吟|丰一吟｜《我们是怎样合译的》《“日月楼中日月长”》】翻译中遇到困难，就把它摘出来，去请教苏联老师，有时甚至天南地北地去找人问。这是最麻烦的工作，然而最有益。把不懂的地方弄懂了，这才是不折不扣的进步。
译完了整册书以后的通读是最吃力的。通读的时候不能间断得太长久，免得前后忘记。这种通读次数多多益善，读的人也越多越好。可惜我们常常限于时间，不能十分如愿。
以上就是我们合译的方式。我觉得这译法比各译一半好得多。常言道:“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 ”我们只有两人合译，自然不过抵得三分之二个诸葛亮，但总比臭皮匠强些。我们这样合译，看来似乎费了两个人的时间，但实际上比两人各译一半而互相校勘要快得多，因为两人协商比独自闷想容易成功。
根据一年多以来的实际经验，我认为这种协商式的集体翻译法确有其长处，值得提出来谈谈。还望翻译专家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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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楼中日月长”
文汇报 1996.01.13
丰一吟
四十多年前，父亲有一段稿费收入颇为丰盛的日子，父亲说：“钱一多，就会在袋里喳喳叫，所以非用不可了。 ”于是，经一位叫沙太太的中人介绍，我们凑上了家属存款，顶下了陕西南路三十九弄(又名长乐村)九十三号一幢西班牙式的小洋房。
这是一个环境很优美的所在。我记得刚搬进来的次日醒来，推窗即见碧蓝的天空、绿色的树木，映着一排排红瓦房，真叫人心旷神怡!
父亲住二楼。二楼有室内阳台，中部是一个梯形的突口，既有南窗，又有东南、西南窗，还有天窗。在这里安放书桌，真是豁然开朗。更为难得的是，在这里白天可以看到太阳出没，晚上则皓月当空。
“好一座日月楼!”父亲脱口而出，又顺势涌出“日月楼中日月长”一句。后来杭州的国学家马一浮老先生配置了“星河界里星河转”作为上联，书赠父亲，为日月楼平添一段书香，一时传为美谈。
浸润了日月光华，父亲的一支妙笔不仅生出了美丽的花朵，而且结下了丰硕的成果。在日月楼，父亲与我合作译了俄国作家柯罗连科的长篇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一-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一九六四年出版) 。后来他又从日文译了夏目漱石、石川啄木的作品(一九五八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相继出版) ，以及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一九八三年)、还写下了《雪舟的生涯与艺术》、《缘缘堂新笔》数十篇、“续笔”数十篇，出版了《听我唱歌难上难》(中国少儿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子恺儿童漫画》(天津少儿出版社一九五九年)、《丰子恺画集》、《护生画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三年)等等。
父亲在日月楼度过了二十一个春秋以后，在一个风雨凄清的季节里溘然离世，三年后我家随母亲迁出日月楼。日月楼不仅为我们留下了父亲累累遗著，还永久地牵扯住我们怀恋的情思。最近偶尔路过旧居，看到当年家里养鹅时为了让鹅能洗澡，父亲请人砌的正方形水池，至今还残存着，那颓坍的模样使我再也迈不动脚步，久久不忍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