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凤治是小官 , 进入仕途时已53岁 , 他又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 , 有自知之明 , 知道自己不会名垂青史 , 写日记不是为塑造自己形象以流芳后世 。 在当时 , 几百万字的日记绝无刻印出版的可能 , 日记中记了大量对上司、同僚、下属甚至至亲好友刻薄的评论 , 甚至记下了自己的一些隐私 , 说明杜凤治写日记时并不打算把日记示人 , 只是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以及亲身经历平实地记下 , 并写下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 最多只是想通过记日记宣泄一下情绪而已 。 从史料来说 , 这种“为写而写” , 并无刻印出版预期的日记更可信 。 作为承上启下的州县官 , 杜凤治的观察和记录也具有特别的视角 。
但我不会认为杜凤治的日记全部符合事实 。 我阅读全本日记的体会是 , 杜凤治有关上司指示、同僚谈论 , 以及自己催征手段、滥施酷刑、各种支出、财产处置等记述基本可信 。 但他对事件经过、案情真相以及广东社会、广东风俗的记述与评论 , 肯定有片面之处甚至失实 。 对事实的记述 , 也会因兴趣、亲疏、好恶有所选择、剪裁 , 传闻失误、判断不当、知其一不知其二等情况肯定存在 。 因此 , 不可以把杜凤治在日记所记内容简单地视为信史 , 但日记所反映的杜凤治的心态应该是真实的 。
对史学研究者而言 , 如何利用史料是一项基本功 , 既然这部日记史料价值很高 , 只要按照学术研究的规范去利用 , 肯定对很多课题的研究都有用处 。
新京报:阅读整理日记和写作本书的过程中 , 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对于这部日记的后续研究者来说 , 有哪些有待进一步延展的问题?
邱捷:很感谢各位读者的厚爱 , 尤其感谢指出《晚清官场镜像》某些不足之处的读者和书评人 。 我在整理这部日记时首先遇到的大的困难当然是“认字”和“认人”的问题 。 日记用较草行书书写 , 分量很大 , 插写、涂改之处往往用蝇头小字 。 杜凤治写字未必完全遵循草书规范 , 偶尔还有错字 , 很多时候字认不出 , 只能靠前后文猜测 , 遇到人名、地名写得很潦草 , 无法据前后文猜测 , 就更困难了 。 我除了利用各种书法工具书之外 , 还经常请教懂书法的朋友 。 现在有很多数据库可检索 , 只要想出合适的关键词 , 反复去试 , 很多人名、地名的正确写法都可以查出 。 日记提及的人物很少用本名、全名 , 多数用字号、借称、绰号或官名别称、简称 , 搞清“谁是谁”更不容易 。
我相信 , 今后研究清史的学者会很关注这部日记 。 日记有关办案的记载特别值得重视 。 据我所知 , 中山大学徐忠明教授已认真阅读了全部日记 , 相信他与其他研究清代法制史的学者利用这部日记会取得很有新意的成果 。
新京报:你从杜凤治的个人记述当中 , 感受到晚清官场宏观政治气象的哪些特点?杜凤治的故事有怎样的代表性?
邱捷:日记反映出直到19世纪后期 , 清朝官场 , 也就是清朝的政治制度还没有“走出中世纪” , 这个制度既是当时中国落后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产物 , 同时又是中国“走向近代”的极大障碍 。 杜凤治作为清朝一个中下级官员 , 有多大代表性我不好轻下判断 , 但他至少是一个“正常”的清朝州县官 。 他的故事 , 我觉得可以反映出多数官员对“纲常伦理”与清朝统治的“合理性”并无怀疑 , 很起劲地做官 , 使清朝政治制度在旧轨道维持“正常”运作 。 杜凤治虽然也读过一些介绍“西学”的书 , 但思想仍然没有“走出中世纪” 。 于此可见 , 其时在官员群体中非常缺乏政治改革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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