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丹|康丹谈契丹文和消亡语言研究( 五 ) |康丹|文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当一门语言灭亡或即将灭亡的时候，它会经历简化的过程。这一点可以在满语等语言中看到。就比如说，在清初的时候，满语里光是“杯子”这个词就可能有十几种表达方式，像盅、盏之类的。但是，到了清朝末期，人们就只记得“杯子”这一种表达了，其余的全忘记了。我在现在社会中也能看到这种现象，至少在我孩子身上。他们只会说“杯子”（cup），没有人真得会说“圣餐杯”（chalice）或“高脚杯”（goblet）了。现在的孩子们可能会说：“你不懂我们说话的方式。 ” 但是十年之后，我们脑子里的这些词就会不复存在。
您在澳大利亚从事亚洲以及中国研究以来的这几十年，学术界有什么变化吗？
康丹：对我来说，现在根本没有学术界可言，它已经不存在了。当然还是有几个非常出色的学者，但是很少很少，剩下的人根本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全世界有很多双眼睛在盯着中国，但这些所谓的“中国专家”几乎没人会说中文，更别说对当今的中国有任何了解。在学术界，你应该是跟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与对文化、哲学、历史和艺术感兴趣的人一起思考问题，一起想出答案，不管他们是本科生、研究生还是教授。以前的学术界，好像大家都住在一个理想村里似的，特别奇妙。但后来就分崩离析了。
在当今的学术环境中，或者如您所说的，不存在的学术环境中，您觉得年轻学者还能像您当年那样去研究灭亡或者濒危语言吗？
康丹：简短的回答是不能，原因有两点。首先，在2012年我退休时，政治正确已经占领了大学这片高地。如果我留在了麦考瑞或其他地方，我肯定是会被这些人攻击的。我离开的时机正合适，因为在我临退休之前，我工作所在的大学——麦考瑞的校长离开了，由一个美国人取而代之。新校长特别关注大学排名和出版产出之类的。从那以后，作为学术界的一员，你的价值就取决于你发表的文章数量了，最低要求是每年四篇。文章可不是说写就写的，更别提写书或者译作了。
《红楼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不清楚霍克思和闵福德花了多久才把它译成英文，但肯定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我之前曾读过戴乃迭和杨宪益的译本，但是当我读霍克思翻译的《石头记》第一章时，每一个句子，我都拍案叫绝。真是登峰造极的境界，每一个字和每一个句子的背后都是无尽的思考和付出。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也一样，这是在今天的环境中是无法取得的成就。
您对今天的年轻学者有什么建议吗？
康丹：就像他们说的，你得“耕耘自己的园地”（此语出自伏尔泰的《老实人》，意思为创造一个自己的精神家园）。你会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遇到这类人。有时候我会遇见让我刮目相看的青年学者，尽管在现在这样的教育和学术环境下，他们仍然可以如此出众，如此博学。几年前我去罗马的时候，去了济慈墓，遇见一些美国学生。有一个美国女孩，她在济慈的墓前放声大哭，毫无掩饰地表达自己的情绪。我觉得这很了不起，一个才二十岁出头的女孩，就对济慈有如此深刻的欣赏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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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康先生与叶晓青女士
丹康教授著作目录（由生前好友及学生整理）
1971: ‘Lo Chang-pei.’ Unpublished honours thesis, 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Melbour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