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首发｜施特劳斯遗稿：论历史主义( 八 ) |史学|哲学|亚里士多德|柏拉图

这意味着，按如今的事态，在我们的时代，如果一个人不实际上变成一位哲学的史学家，此人就没能力说透或回答一个根本的哲学问题。这可谓是历史研究的史学正当性论证。这当然不是也不想是一种哲学正当性论证。我们并不主张，哲学和对哲学的历史研究之间有本质联系，因为如果我们这么主张，我们就将回避掉决定性问题。我们只主张，哲学和对哲学的历史研究之间有偶然联系：由于从某时以来，某些可能性遭到了遗忘（且这并非不可避免的必然遗忘），故应该通过历史研究来恢复这些可能性。没有什么阻止我们设想这样一个时代，在此时代中，史学将再次陷入其过去在哲学上的微末境地。因为难道历史主义自身不主张，每一种人类学说作为一种历史现象都“就历史来说是相对的”？难道历史主义不是一种人类学说？
05
在我们的时代，要说透基本的哲学问题，就需要严肃而集中的历史研究。就在一代人以前，许多人仍深信，现代进路——文艺复兴以来兴起的思想习惯——胜过更早的进路。柏格森和詹姆斯（W. James）这样的哲学家曾反对现代思想的支配性潮流，他们要求以一类本质上全新的方式搞哲学，这一类哲学应该不仅不同于17至19世纪的思想，更不同于现代以前的思想。就在这时，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如下观点，即现代哲学本质上胜过现代以前的哲学。新托马斯主义取得成功，是一个代表性事件。但新托马斯主义只是一种远远更为浩大的思潮最大众化的形式，而这种思潮最有力也最深刻的代表，一直是人们并不[真正]了解的尼采。
现代人胜过古人，还是古人胜过现代人？这个问题再次变成了一个问题，而且甚至变成了最根本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探究所有哲学问题的进路，所以这个问题关系到所有哲学探究的方法。这个问题曾是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一场著名论争的议题，这场论争就是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古今之争] 。你们中的多数人会想起斯威夫特的《书籍之战》，这本书把现代人比作蜘蛛，把古人比作蜜蜂：蜘蛛吹嘘道，它不欠任何其他生物什么东西，而是从它自身内部抽出并结出了一切；蜜蜂则“在普遍范围内，凭着对万物的长期探索、潜心研究，还有辨识，带回了蜂蜜和蜂蜡” ， “从而为人类提供了两个最高贵之物，即甜蜜与光明” 。人们曾相信， “历史”已经裁判了这场争执，且站在现代人一边。但此处“历史”不过是两个世纪的公共意见，这种“历史”的裁判不能决定什么。胜利的事业不必然是好事业——如果人们从前不知道这一点，人们如今总该能够认识这一点了吧。

本文图片

因此，古人和现代人的问题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只有傻子才会给出一个现成答案。要回答这个问题，并实在地理解何谓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历史研究：严格地面对古人和现代人。我说的“严格地面对” ，就是在面对的时候，从古人自己的观点来呈现古人，而不是从现代观点来呈现古人。因为如果我们从现代人的观点来呈现古人的思想，我们就会回避掉决定性问题：我们就会沉默地预设，现代进路胜过[古代进路] 。当然，这些历史研究本身不是终点，而只是在为一种未来的努力做准备，这种未来的努力就是解决哲学问题。
有人也许会反驳道，我们不需要新的历史研究，因为我们懂得古人：19、20世纪的大学者们写过一些书，尤其我们时代的古典学者也写过一些书，难道所有这些书都没有清晰而充分地传达古人的学说吗？答案必定是否定的。因为只要一个古典学者还是一个古典学者，就不可能指望他理解古代思想。古典学者不是一个古代思想家，而是一个现代人：他的现代偏见必定干预他对古人的理解，倘若他没有在方法上反思现代前提本身。这样一种反思会超越古典学术的极限，我们必须把这种反思任务交给哲学的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