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性#东西问丨文明根性特别策划（三）之五：李大龙：如何理解中华文化中的“华夷之辨”与多元性？( 二 )

“华”“夷”观念的存在尽管也制约着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但多体现在不同政权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是普遍存在的。赵武灵王对“胡服骑射”的引入，可以视为是“华”的群体对“夷”的文化习俗学习的榜样。“西戎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新唐书·礼乐十二》)位列唐朝宫廷的“十部乐”中；唐朝的官员不少来自边疆，这点从两唐书立传的传主出身可以证明。这些都是历史上不同群体交流互鉴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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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邯郸市的胡服骑射雕像。中新社发郝群英摄
两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进入中原建立“五胡十六国”被称为“五胡乱华”，而北魏孝文帝的改制则被视为“汉化”等，这些认识都是从“中国”(中原)出发而得出的结论。以匈奴人刘渊为首的“五胡”继承“大一统”思想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尤其是建立前秦的氐人苻坚自视为“正统”，发动淝水之战欲一统东晋，以此为开端，不仅造就了盛唐文明(北魏→北周→隋→唐)的出现，也为辽、金、元及清朝成为“正统”提供了借鉴，更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远非“汉化”一词所能概括。
中新社采访人员：纵观中国历史上由汉族之外的民族建立的王朝，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族政权亦愿意将自己的王朝谱系写入中华“正统”王朝的政治谱系之中，许多地方少数民族君主也在后世被纳入“中国帝王”序列。这样一种对“中国”的认同，是怎样形成的？
李大龙：对“中国”的认同是中华大地上特有的历史现象。中华大地上曾经存在过很多政权，但在中华民国之前，没有一个以“中国”为国号；但最终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却简称“中国”，其深层次原因也在于此。中华大地上先后存在过很多的王朝或政权，若依据建立者的出身来划分，由“汉族”所建立的并不占多数，多数王朝属于今天人们所说的“少数民族政权”。这些王朝或政权尽管没有一个以“中国”为国号，但可以以“中国”(华夏)王朝和非“中国”王朝进行区分。流传至今的“二十四史”所记录的王朝在传统王朝谱系中一般被称为“历代王朝”，这些王朝就属于“中国”(华夏)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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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了包括少数民族政权在内共188位帝王的北京历代帝王庙。中新社采访人员崔楠摄
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形成于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思想是关键性的因素。最迟在西周时期，周王所在的“王畿”被称为“中国”，并形成了以周王为核心的“大一统”政治思想体系。春秋战国时期，有“中国”身份是诸侯争霸的有利条件，两晋南北朝时期则“中华”替代“中国”成为诸多政权博弈的旗帜，宋辽金时期“中国”再次成为各政权博弈的政治借口；建立北魏的鲜卑人、建立辽朝的契丹人将自己的王朝谱系写入黄帝谱系之中，都是为成为中华大地的“正统”王朝这一政治目的服务的。这也是“中国”认同得以形成的原因，多民族国家中国也因为中华大地上众多政权持续认同“中国”的存在而得以形成和发展。
中新社采访人员：经过长时期的交流融合，今日我们应如何准确理解何为“中华文化”？您认为中华文化的哪些特质，使其一方面对不同民族皆具文化吸引力，同时又对不同民族的参与和融入具有很高的包容性？
李大龙：我认为中华文化应该是指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在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中国的过程中形成的有关天、地、人三者之间和谐共处的智慧结晶。中华文化与世界上的其他文化不同，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追求“天下大同”是其最高的理想境界，也是中华文化最核心的内容，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则是“大一统”思想。董仲舒将“大一统”界定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大一统”思想主导着中华大地的历史走向，“二十四史”可以说是众多政权实践“大一统”思想成功者留下的足迹，而这也是亨廷顿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