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云:“功以学成 , 才力居中 , 肇自血气;气以实志 , 志以定言 , 吐纳英华 , 莫非情性 。 ”“才”与“气” , 是先天的 , 而“学”与“习” , 是后天的 。 先天不足 , 后天可补 , 所谓“摹体以定习 , 因性以练才” 。 其实 , “定习”也是相对的 , 只能实现到一定的程度 , 因“习”终归要受到“性”的左右;不过 , “因性以练才”却是道出了因材施教、因势利导、顺性自然的客观规律 。 《体性篇·赞》有曰:“辞为肤根 , 志实骨髓” , “习亦凝真 , 功沿渐靡” 。 刘勰在承认其“志”难改的基础上 , 申明“习”与“功”的作用:学习可以凝练真正的风格 , 功夫也可以在逐渐的观摩训练中臻于完美 。 目无全牛、依乎天理、游刃有余、踌躇满志的庖丁说:“臣之所好者道也 , 进乎技矣”(《庄子》) 。 个性也在逐渐成熟、完善 , 最终有望自然而然地融入有形的技法当中 。
明董其昌《画旨》有谓“读万卷书 , 行万里路 , 胸中脱去尘浊 , 自然丘壑内营” , 然而 , “脱去尘浊” , 谈何容易;有些人走遍大江南北 , 游历山水无数 , 但下笔仍是俗气充盈纸面 , 何以然?才气不迨也 。 众病可医 , 惟俗不可医 , 就是此理 。 “有志者 , 事竟成” , “精诚所至 , 金石为开” , 这些习语也是相对的 。 对于艺术 , 天才尤其重要 , 光靠刻苦是难能的 , 所以近代杨守敬《学书迩言》所提出的“天分第一 , 多见次之 , 多练又次之”之说 , 有其根据 。
南朝庾肩吾《书品论》论王羲之云“王(羲之)工夫不如张(芝) , 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繇) , 工夫过之” , 所说的“天然” , 就是出自天性 。 明祝允明《论书帖》所云“有功无性 , 神采不生;有性无功 , 神采不实” , 很真切地道出了性与功的辨证关系 。 清赵宧光《寒山帚谈》所云“名家书有下笔便佳者 , 有用意辄好、不用意即不佳者 , 有不用意反好、用意即不佳者 , 此天工、人工之异也” , 则描述了功与性时合时离的微妙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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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位书法家说 , 他不喜欢用羊毫 , 更不喜欢用长毫 。 他真是外行话 , 不知古人已说过 , 欲想写硬字 , 必用软毫 , 唯软毫才能写硬字 。 可惜他不懂这个道理 。
论用笔之道 , 笪重光专论此事 , 软毫才能写硬字 , 见笪重光〈书筌〉 。
有人以短狼毫笔写寸余大字 , 这样写上六十年也不出功夫 。
要用长锋羊毫 。 软毫才能写硬字 , 硬笔不能写硬字 , 宋四家、明清大家都用软毫 。 予曾用长锋羊毫 , 柔韧有弹性 , 杆很长 , 周旋余地广 , 特命名为“鹤颈”、“长颈鹿” , 不意笔厂仿造甚多 , 用者不乏其人 。
墨要古陈轻香 , 褪尽火气者为上 。
松紫微带紫色 , 宜作书 。 砚以端石为佳 , 上品者作紫马肝色 , 晶莹如玉 , 有眼如带 。
歙砚多青黑色 , 有金星、眉纹、帚纹以分次第 。 金星玉眼为石之结晶 , 沉水观之 , 清晰可见 。
端歙两种砚材都在南方而盛行全国 , 在北方洮河砚材亦很名贵 。 洮河绿石绿如蓝 , 润如玉 , 绝不易得 。 此石产于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一带 。 洮河绿必是碧绿之上现兰色 , 备有蕉叶筋纹最为名贵 。 宋代文人对洮砚推崇备至 , 称赞最力 。 黄山谷赠张文潜诗道:“赠君洮绿含风漪 , 能淬笔锋利如锥 。 张和诗云:“明窗试墨吐秀润 , 端溪歙州无此色 。 ”抗日战争时期 , 我得一碧桃小砚 , 十分可爱 , 因之题一绝句 , 铭刻其上:“小滴酸留千岁桃 , 大荒苦落三生石 。 凄凉曼倩不归来 , 野色深深出寸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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