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斯|遗憾的是，我们的想象力一如既往稀缺( 四 ) 历史感|社会学家

我们若往人造洞穴探一探头就会发现，在形式上，社会科学研究由问题、文献、研究假设、测量、分析和结论等格式组成。任何一种研究或发现都以此为标准按部就班，在适当的地方提出适当创新的看法。当然，这保证了学术共同体高效交流的可能性，不必读完全文，只要找到相应板块就可“按需阅读” 。国内学者彭玉生的《“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一文将此形容为“洋八股” ，并肯定了它推动社会科学研究规范化的意义——使研究者能戴着枷锁“跳舞” 。
就此而言，甚至还可以说，其实人造洞穴也不是最深的，因为在它下面还有一堆像蜜蜂窝似的“人造洞穴群” 。每个研究者居于一种人造洞穴，相邻的洞穴尚可往来，再远一些就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他们只有飞出去，离开“自说自话”的洞穴，才能来到统一的、有对话基础的人造洞穴。而学术规范则是推动研究者去往人造洞穴的条件。这也是在世纪之交邓正来等人致力于汉语学术规范化的重要依据，在此前，即便是《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这样的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也没多少学术规范讲究。
不过悖论的是，当研究者终于来到人造洞穴后，学术规范却成为社会科学下一步的藩篱，阻碍人继续往上升。当然满足于此的人是可以积攒学术界内的声誉。唯有“离经叛道者”拒绝循规蹈矩，踏上冒险之路，试图离开人造洞穴上升至自然洞穴，虽然那也只是墙壁上的画像罢了。这也是米尔斯的主张，他批评抽象的宏大理论和数据实证主义，呼吁社会科学研究面向我们共同所处的现实世界，也就是自然洞穴。
如果研究者终于找到某种形式（“离经叛道”是其中一种）攀爬至自然洞穴，回到我们共同的生活世界，那么，剩下的问题是什么？
碎片化的“结构”
第一个问题是“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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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早期德国电影《大都会》（Metropolis 1927）剧照。
“结构”的主要内容是差异分布。我们可以想象此刻站在城市的某座高层大厦，走向窗户，一眼望去，在外面那个可见的世界，有的楼正在改建，有的楼还未封顶，有的楼高，有的楼矮，有高级住宅、写字楼，也有拥挤的平房，而在建筑之间还横七竖八排列着街道。它们组成的就是结构。在社会意义上，如果某个地域范围内的人们在收入、性别、教育等方面有比较大的差异，也就形成了结构。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大多数时候原本就在谈论结构问题。每一项社会调查研究都是收集数据描述一个或多个人群、一个或多个阶层、一个或多个地域，而它们内部的差异，是之所以有必要做调查的前提，哪怕最终差异不显著，至少在提出假设阶段也可能会认为存在差异并对它进行检验、解释。
米尔斯的想法是希望人们都能借助社会学的想象力， “把握世事进展，理解自身遭遇” ，能发现和解释“周边世界” ，把个体处境想象为某个公共问题。结构性思考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也就自然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