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王安石《楞严经旨要》：书不勉强方通神( 三 ) |楞严经旨要|书法|行书楞严经

怀素《苦笋帖》
尽管王安石在政治上起起落落，但正如前所述，北宋时人对其书法以肯定赞赏为主。但是在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后，王安石不幸被当成导致北宋覆灭的罪魁祸首，在政治上被彻底打倒了。到宋理宗年间，王安石更是被移出孔庙从祀行列，在学术上也被彻底否定了。因此整个南宋期间对于王安石书法的评价急转直下，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朱熹。朱熹的父亲朱松是一位王安石书法的忠实拥趸，临写王安石的字几可乱真。但是朱熹自己却对王安石书法评价甚低，他在《又跋韩魏公与欧阳公书》中，借用另一位理学家张栻的话“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有如许忙事” ，来揶揄王安石书法“躁扰急迫”的气质。鉴于朱熹对后世的巨大影响，这句“不知公安得有如许忙事” ，成了后来守旧文人评价王安石书法的金科玉条。比如清代文人梁章钜就曾写道， “朱子云:‘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如许忙事?’余作书多潦草，读此语辄如芒刺背。 ”这个话乍一看是自警，但其实也是对王安石书法的顺带一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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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
尽管南宋以后也有人欣赏王安石的书法，但是对他书法的贬损已成为历史的主流，一如对他的为政、为学与为人。理学家之所以如此贬低王安石的书法，不仅与王安石当初倡导新学而抑制理学有关，而且从艺术层面来说，王安石书法中体现出来的“率意”、“急就”的风格，与理学所倡导的“安静”、“雍容”的气质大相径庭，因此更为他们所不容。因为理学家比其他评论家更要注重人品对书品的影响。朱熹自述小时候曾学曹操的书法，当时他的同学刘共父学的是颜真卿的书法。刘共父批评朱熹说“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 。朱熹由此自觉幡然醒悟，开始成为“论书兼论平生”的忠实信徒。后世理学家更是进一步发扬了把书品和人品联系起来的观点，王安石也成为了一个因为为人急躁，所以书法潦草的文化符号。更有人说，王安石在落款时，因为写的太急了， “石”字总是写的象“歹”字，或者像“反”字，这可以说是理学家眼中的这位大奸臣、大反派的形象在书法中最直接的流露了。尽管这对王安石来说并不公平，因为就连他的宿敌司马光也不赞成因为政见不同而诋毁其为人。但是对于后世社会来说，确实需要有这样一个因为不守祖制而身败名裂的文化形象作为反面例子，来警示那些潜在的意图维新者，从而维护其守旧的封建统治。因此，对于当时的一些文人来说，除了在政治上、学术上之外，最好还能在艺术上来完善这样一个形象，使得这个形象更为丰满。而恰恰在王安石的书法艺术中，似乎有可以用来表现这个形象的特质。因此，尽管同样是横风疾雨的艺术特征或艺术评价，在杨凝式那里大家觉得并无不妥，但在王安石这里，则说明了他内心的急迫狭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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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行书楞严经旨要卷》（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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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在《行书楞严经旨要卷》中的落款
从艺术作品中解读出作者的精神品格，最早来自于从孔子向师襄学琴的故事。司马迁在记述这一故事时，更多的是为了说明孔子的为学之道。到了后世的书法评论中，却进一步演变成了人品决定书品的观点，特别是对以儒家正统自居的理学家来说更是如此。他们往往以自己对作者的事功业绩、道德操守方面的理解，来主导对作品的艺术解读。这看上去似乎和罗兰.巴尔特“作者已死”的文艺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因为对艺术作品的解读如果缺乏读者的主观介入是难以完成的。但是，从对王安石书法的评价历史来看，理学家们并不满足于依凭自己特殊的文化体验去解读一件作品，而且还要通过对作品的解读，来证明或强化自己对作者在事功道德方面的原有认识。莎士比亚说：一千个观众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是在理学家的书法审美中，还有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要通过哈姆雷特的形象来证明莎士比亚的俊或丑、善或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