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寺豪掷4.5亿买地？一个“死去”的江湖正悄悄“复活”( 四 ) |先秦|少林寺|中国文化

▍被土地束缚的“乡土社会”？
“乡土中国”在当下似已是不刊之论。然而，在近代，从天朝上国的“礼仪之邦” ，跌落到“乡土中国” ，身份视角的重要切换，其实蕴含了极为复杂的心路历程。从张謇的“以农立国”、梁启超的“村落国家” ，到钱穆的“大型农国” ，乃至晏阳初、梁漱溟的乡村重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燕京大学“中国社会学派”的推动下，更是出现了一个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乡土中国”时代。 ——这背后，乃是绵延数千年的古老农耕民族近代以来面对工业文明冲击的深层焦虑，是在全新坐标参照下，顺应剧变，甚至“以具有明确目标和主体意识的学术运动”重新认识自己进而认识世界，最终完成现代化转型的艰难探索。
费孝通的乡土社会说深深影响了几代人，后来成为中国社会人类学界的主流话语和思想圭臬；而对“乡”和“土”的发现和执着，也贯穿了费孝通的一生。他特意把《乡土中国》英文名称译为《来自土地》（From the Soil）；后来又把魁阁期间田野研究形成的三篇相对独立的中文报告《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合起来，编译成一本英文书，取名《土地束缚的中国》（Earthbound China）。这两部著作均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彼时山河破碎，烽火连绵，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作为社会学家的费孝通正当盛年，声名鹊起，还专程赴美国研修考察了一年。基于多年对基层社会的精细观察，他思想渐趋成熟，形成了所谓的“文化自觉” 。
在《乡土中国》里，费孝通开篇即讲乡土社会的“累世不迁” ，并对“乡土中国”意象做了生动形象的概括：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 ”直到晚年，费孝通还明确承认自己“在农村调查里也得到同样的观念” 。其《乡土中国》一书，强调的正是金恩指出过的“循环”：“人同土地结合在一起,生于斯，死于斯。土地生产四季循环不已” 。也正是这个循环,“构造了乡土社会人的特点” 。这种乡土社会人的特点，即突出表现为内在的礼治规则和外在的差序格局，以及等级与人情两种维系力量。
费孝通的贡献在于，他以一个卓越的社会人类学家的眼光，通过实地调研和亲身观察，在书本里的高高在上的中国之外，透过平淡而琐屑的生活日常，发现了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中国基层社会，以及这个社会常常被人忽略的隐秘秩序。诚如王铭铭等所言，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对中国进行社会结构分析的尝试，他试图在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以构建中国社会特有的乡土伦理体系” 。用费孝通自己的话说就是， “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是“以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 。
1936年,费孝通的燕大同门瞿同祖完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一书，从立意到史料分析方法，俱吸收了燕京学派的精髓。瞿同祖称他的研究也“不纯粹是历史的研究，所以我并不企图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按着年代先后依次地排列着，好像历史家的叙说一样。反之，只将各种事实提出来以为各种社会现象的实证而已。我的研究也不只是一部分社会现象研究，所以我不仅着重于经济制度或政治制度一方面的讨论，而是以全部社会现象为对象，逐一讨论” 。费孝通的乡土社会包含士、民、工、商这些位于封建底层的团体（亦称“四民社会”）。瞿同祖也谈道：“士是介乎庶人与卿大夫间的一阶级” ，虽非宗室贵族，但可以被举荐为官，因此在四民中有擢为士的希望，无疑最尊。士民虽有在社会上下流动的机会，但是“为了使庶人各执其业以事上，贵族得满足各种需求，而度着享乐的生活，士农工商不但有职业上的分工，并且须世世守其祖业，不许改易。同时庶人居处也极为固定，不许迁徙。这样，不但可防止四民混乱相杂，见异思迁……这一点极其重要……一旦这个锁环被破坏了,人民可以到处自由迁徙,封建关系也就不能存在了” 。毫无疑问，《乡土中国》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叙述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瞿同祖只讲到封建时代，而费孝通则将其视为传统社会一贯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