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一个中国人，居然成了日本现代书法之父！( 二 ) |日本|书家|杨守敬|包世臣

又经阮元倡导、包世臣、康有为等人相继鼓吹,“碑学”卓然而起;至咸丰、同治年间,天下景从,几乎取帖学的传统地位而代之,宗师篆隶、碑版、崇尚六朝之风,研习秦汉之学,书坛风貌骤然一变。至光绪年间,河南安阳殷墟大批甲骨文出土,使“碑学”的盛行得天时之助,锦上添花。到明末清初,现代照相制版印刷术的出现,更促进书法艺术传播,大批古代碑版拓片、甲骨、钟鼎相继影印刊行,书法名迹公开展览,书坛进入柳暗花明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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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帖学自“二王”迄清,一枝独秀,沿袭了千年之久,每况愈下,势必为碑学所反动。然而清代碑学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包世臣作《艺舟双楫》张扬北魏碑法,扬碑抑帖;康有为追随包世臣则更尊魏卑唐,所著《广艺舟双楫》便发挥到极致,他把魏碑归纳为“十美”,即：“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 。
碑学从阮元、邓石如、包世臣、张廉卿、赵之谦到清末民初的康有为,风流了一百多年的历史,碑学派以北魏碑为宗,其偏颇和短绌日益显著。杨守敬正是看到了帖学和碑学各自的优长和短绌,他敢于突破碑学派包康崇碑贬唐的门户之见,彻底摆脱传统的馆阁体的藩篱,他在推崇南北碑与尊帖的同时,对唐代的书法大家也是推崇备至的,他称虞世南的《庙堂》、欧阳询的《醴泉》、褚遂良的《圣教》为楷法极则,只是颜柳以后,便没有新生面,故他所著的《评碑记》、《楷法溯源》,皆以唐代为断。
这样碑帖并举,集碑帖之优别开生面,兼擅诸家之长自成一家。他一方面深入研究书学理论和书法传统,著有多部学术专著;另一方面又广肆搜集各种碑刻和法帖,以致搜奇选异、积篑成山以嘉惠后学。仅《楷法溯源》一书,就收有风格不同的法帖82本和自汉迄于唐646块碑刻,这是杨守敬的“中庸”艺术哲学的生动体现,足见其在碑帖并举理论上的开启之功,成为中国近现代书坛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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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大胆创新,力主八面用锋
历代书家一致主张“笔笔中锋” 。柳公权有名的笔谏:“心正则笔正” 。笔正则锋易于正,中锋即是正锋。杨守敬实践上力倡侧锋,理论上则进一步提出了八面用锋的主张,他在书法艺术创作上冲破馆阁体的樊篱,熔汉铸唐,不论是行、楷、隶、篆,都能以侧锋楷笔,写出刚柔相济、碑帖并举的各种书体。
因此他的书法,既有金石碑碣古朴苍劲、刀劈斧削的特征,又不失法帖秀逸、英姿飒爽的优长,而绝无矫揉造作之妍润媚骨,为世人所师宗。先生传世书法古茂,直逼汉魏,盖世无双,一时名人莫不推重日本闻人亦钦仰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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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重视字外功夫,讲究“品高”、“学富” 。
杨守敬深谙其中三昧,不仅重视字内功夫,也非常重视字外功夫,他在肯定前贤梁山舟学书“要天分、要多见、要多写”的同时,还特别注重书家艺术气质和学养的养:“一要品高,一要学富” 。
“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学富,胸罗万象,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 。这是他数十年学术实践上升到理性认识,并率先垂范。他人品高,书品高。人品高,首先表现在他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他曾被吏部遴选为安徽霍山知县,他以力辞不耐簿书而婉拒;窃国大盗袁世凯为借重他的名声而笼络士林,延聘为国府顾问,参政院参政,他以“年老无意出山”而谢绝赴任,黎元洪又催发,他以“政治非长”而婉拒赴京后终被强入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