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艺术与文学的认知考古学探索( 二 ) |曲枫|夏商周|青铜器|考古学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半坡文化彩陶鱼纹分为象形化鱼纹和几何化鱼纹，同样，庙底沟文化彩陶分为象形化鸟纹和几何化鸟纹。澳大利亚土著的原始艺术，有一种以动物和植物绘画的视觉形式来想象、拟人和象征，使他们成为图腾，还有一种以圆、弧和直线的几何形为基础，这种风格并不是有意如实地传达对动物和植物的自然主义描述，而是为图腾关系的观念提供视觉的标志。无论是中国商周青铜器纹饰，还是史前彩陶，抑或澳大利亚土著原始艺术，都可以反映出具象与抽象是人类所具有的两种思维方式。同一母题具象与抽象的形式，在现实中表达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含义。
商代同一母题的具象纹样或抽象纹样的青铜器，在不同等级墓葬里，表达了不同含义。例如，殷墟五号墓（即学界所谓“妇好墓”）墓主人身份为王族的“妇”和“母” ，该墓出土青铜容器多为复层纹饰，具象的饕餮纹、夔龙纹等造型复杂，其周围布满细密的雷纹。郭家湾新村商代墓地为等级较低的家族墓地，大部分墓葬随葬陶器，随葬青铜容器的墓葬数量很少，铜器纹饰只有简化或符号化的饕餮纹，鲜见或不见地纹。据此可知，青铜器上具象的、复杂的纹饰与抽象的、简单的纹饰，分别象征着墓葬死者不同的身份等级。
张光直指出，对社会体系进行操纵的关键，在于社会与经济的分层， “在中国这种分层在三处从考古和文献资料可以证实的项目中取得表现，即宗族分支、聚落的等级体系（导致城市和国家）和萨满阶层以及萨满法器（包括美术宝藏）的独占” ， “在分层的宇宙内，祖先和神居住在上面的层次。生人经由萨满或萨满一类的人物，借动物伴侣和法器——包括装饰着有关动物形象的礼器——的帮助与他们沟通。在像中国这样把祖先或神的智慧的赋予与统治的权力之间划等号的文明之中，对萨满服务的独占与美术宝藏——亦即萨满法器——的占有便是社会上层人士的必要条件” 。
曲枫认为，商周的青铜文化虽然是萨满式文明，但不能仅仅用萨满教的宇宙观、灵魂观、迷幻术等一般理论解释商周青铜器，而是需要用神经心理学作进一步解释。他建议用“意识变型”的物象——即人们的意识处于一种非正常状态下所看到的物象，解释商周青铜器中那些超现实的具象纹饰和几何形的抽象纹饰。这样，以鼻子为对称轴的饕餮纹、纠缠在一起的龙（或蛇）纹，以及弧线类几何纹（涡纹、四瓣目纹等）、折线类几何纹（云雷纹、菱格纹等），都能够用神经心理学“意识改变状态”模式做出认知方面的解读。
二
牛骨和龟甲在商代被用来作为贞人占卜的道具，占卜的内容和结果大都刻在牛骨和龟甲上，占卜使用过的牛骨和龟甲，成为记录商代文字的重要载体。《尚书·周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 ”甲骨文“册”字像用绳子联结的竹木简， “典”字像双手捧着简册，估计商代已经有用笔书写的简册，只是目前考古上还没有发现。
商代晚期的甲骨文大约有4500个单字，能够识读的只有1/3 。甲骨文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汉语古文字，字形基本固定，具有表音功能，能够组成句子表达意思，显然在此之前应当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如果从考古学文化往上追溯，在河南安阳晚商文化之前，河南郑州二里冈、商城、南关外、小双桥以及河北藁城台西等早商文化遗址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刻画符号’和‘朱书符号’ ，从形态上看和晚商甲骨文比较接近。这些‘符号’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可能为人名或族徽，另一类可能为数字。根据已有的甲骨文知识，人名或族徽很难考释出来的，这类未释字占已发现甲骨文的多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