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物件|祝君波谈收藏：追忆拍卖师戴小京( 二 ) 老物件

记得首次拍卖是在1993年6月20日，迄今已30年了。那天首场拍卖在我致欢迎词后，就由戴先生登场掌槌，只见他挺直腰板，声声拍价，不疾不缓，以抑扬顿挫的声调准确报出价格，把握住节奏。在谢稚柳先生为一号拍品丰子恺山水落下第一槌后，拍场势如破竹，越拍越顺。期间高潮迭起，比我预想得还好。那天场上希尔顿接受了德国某机构的晚会包场，希望我们4:30时完成拍卖，但现场太热烈了，拼抢和加价持续不断。很多作品价钱一再加价，难以落槌。记得谢稚柳、程十发、马承源、陈逸飞、张宗宪、陈德曦以及后来拍卖界的大咖王雁南、秦公、米景扬、甘学军以及苏富比的代表溥文、佳士得的代表袁曙华、江炳强等均在现场观摩。六月的天，开足了空调，现场仍感热度不减。这个时候显出了戴先生的大胆和沉稳，他始终不慌不忙不惊，把握好现场的气氛。我只是在中间休息时与他交换了一下意见，给予充分肯定，让他在四点半务必完成拍卖。记得下半场创造了两个高潮，张大千《晚山看云图》起价60万拍出130万加佣金143万，任伯年《花鸟草木册》起拍18万，落槌95万加佣金104.5万。这是新中国有史以来首次过百万元港币出售的两件佳作，留下了创业的纪录。拍卖就半天共156件拍品，但最终以74.5%的成交率，以830万港币（首场拍卖以港币定价，当时港币值比人民币高）鸣金收兵。
拍卖的成功，由众多因素决定，但戴先生作为拍卖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从此，戴先生作为杰出拍卖师的地位进一步确立，他虚心好学，不断改进，终于成为业界的高手、品牌人物。他后来不仅在朵云轩掌槌，也应邀在其他拍卖公司帮忙，他是我国艺术品拍卖前辈，是有功之臣。
戴先生除拍卖主槌外，还起了两个作用，对我总经理的工作帮助很大，这是鲜为人知的。一是他帮助我接待记者、媒介，提供一些我不掌握的信息，让媒体正确地认识拍卖、认识文化体制改革、认识朵云轩的工作，起了解疑释惑的作用；二是拍卖师与社会艺术家、藏家的接触很多，能听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意见、看法，使我兼听则明，改进工作。我在2001年春调离朵云轩去政府工作以前，我们互相之间一直很好地配合，他对我帮助很大。如今朵云轩拍卖行首拍已30年了，回忆创业时的情景，我总会想起戴先生。
1993年6月20日朵云轩首届艺术品拍卖会在静安希尔顿成功举行，被业界和媒体称为敲响了中国拍卖第一槌。

谢稚柳、程十发先生出席1993年6月20日朵云轩首场拍卖会

2000年与戴小京、王力生在拍卖现场

戴先生在兼任拍卖师的同时，还当过朵云轩文化经纪公司的首任总经理，而我则是董事长。这个公司是我们成立拍卖行、古玩公司之后改制的第三步，重点开发新画家的资源。记得第一个展览是《联征云集》，与香港联斋吴继远先生合作，在上海和香港两地举办，卖得很好，一炮打响。
戴先生曾任上海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并与我同在市政协当过一届委员。加上我退休以后的工作室与他的工作室也同一幢楼，我们还有很多见面的机会。我也时常麻烦他办事、为朋友求字；他不擅电脑，也时常来我工作室找年轻人帮忙操作、打印文件。这样，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感觉中他身体欠佳，做过手术，但还非常乐观。在我的印象中，他有两个难能可贵的优点：一是始终忧国忧民，胸怀天下。他对文化界、政界的不正之风，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常常向我倾吐。这在商业化的今天，还保持文化人的情怀，是难得的。以至在我去他家吊唁时，戴先生的女儿对我说，几十年了，我爸爸还像个“愤青”；二是他的金钱观值得称道。书画值钱了，商业市场形成了，怎么正确对待自己的作品，实际上是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戴先生是看开的、达观的。这就是给钱的写，钱少的也写，有困难没钱的也写，而且写了也不会嘟嘟嚷嚷喊怨。这是不容易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