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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错漏过多
对于《宋史》的错漏,邵二云评论为:
南唐刘仁瞻之死节,欧阳修《五代史记》、司马光《通鉴》俱为之证明 , 而此书仍作“以城降” 。李浣终於辽 , 未尝入宋,见《辽史》本传,而此书仍附於《李涛传》 。是於久列学官之书 , 共在史局之稿,尚不及互相勘证,则其他抑可知矣 。连“久列学官之书 , 共在史局之稿”的《五代史记》、《资治通鉴》都没有借鉴来校勘一下,其仓促可知矣 。
其实 , 《宋史》是一部十分可惜的史书,它本来可以做的相当好的 。平心而论,最为完备的史官体制实在是在宋朝,其体制是完备且成体系的,按《宋史·汪藻传》的说法,宋朝官方史学体系包括:
书榻前议论之词,则有时政记;录柱下见闻之实,则有起居注;类而次之,谓之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 。由时政记、起居注成日历,再由日历成实录,宋朝的当代史是十分丰富且权威的,因此,元朝在修《宋史》的时候,有大量的官方史料可以利用 。只要稍微用点心,元朝就能修出十分精良的《宋史》 , 就像黄云眉所说
大抵元人修《宋史》,凭籍独厚,而考订之功 , 亦坐次最疏 。盖宋代先帝 , 皆有日历以先实录,有实录以先国史 , 历朝本末,不虞放失 。使修史者但加整齐 , 怠于旁求,亦不难蔚为巨帙 。但是就像富二代由于继承了父辈太多遗产,反而无所谓并且不知道怎么用了 , 元朝修纂《宋史》时 , 并没有很好的利用好这笔遗产
而元世秉笔诸臣 , 恃旧乘之繁富,期汗青于俄顷 , 四百九十六卷之全史,竟于二三年间,匆匆卒业 。2、元史如果说《宋史》在两三年之内匆匆完成,就已经被人诟病了的话,那前后总共331天就完工的《元史》,就更加让人扶额了 。
《元史》和其它史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元史》本纪、志、表部分的史料价值高于列传 。这并不是说《元史》的本纪、志、表写得好,而是因为《元史》本纪取材于元朝《实录》,志、表取材于元朝《经世大典》 , 而很可惜的是,后来元《实录》和《经世大典》现在都已经亡佚了,因此《元史》的本纪、志、表部分就成二手史料荣升为一手史料了,史料价值当然不言而喻 。
说来也是尴尬 , 作为二十四史其中的一部,其最大的价值居然是抄书抄得好,刚好被抄的书又不见了 。
【明代官修史书除《元史》外,还有】《元史》编纂的主要负责人是明初文臣宋濂,坦白来讲 , 宋濂并不是修纂《元史》的最佳人才,因为修纂先朝国史 , 必须要有熟悉先朝掌故之人牵头,如清修《明史》的布衣总裁万斯同,但正如朱元璋所说
濂,文人耳 。论文学,宋濂不输高启;但是若论史学,实在是力有未逮 。其实《元史》最佳的牵头人应该是“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史也”的危素,可惜危素对《元史》的参与程度并不深 。并且 , 就算是由危素来牵头 , 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也难有作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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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史《明史》是一部不错的史书,但是不能算是信史,因为错误还是比较多的,至于其错误的来源,有很多方面 , 我将其归纳为两种类型:客观性错误和主观性错误 。客观性错误就是由于史料不全或者史料太过斑驳 , 导致编修人员在叙述之时出现偏差,这种错误就是我们常说的“挟泰山以超北海 , 非不为也,不能也”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客观性错误,是由于《明史》的主要编纂依据国史、野史、家史其中就有不少问题,史源上就有问题或者自相矛盾,因此这种错误大多数是难以避免的;而主观性错误则是由于当权者自身的顾虑或者编修人员自身的考虑,导致对史实进行有目的性的改写或者删减,这种错误就是我们常说的“为长者折枝,非不能也,不为也” , 比较典型的就是现在被批判最厉害的关于女真之事的大肆删减和美化 。接下来主要谈客观性错误 , 因为主观性错误很多人已经谈得很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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