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没有假币?古人如何防止假币?( 二 ) _假币

文章插图
加强纸币制造发行过程的管理。熙宁元年(1068年)，监官戴蒙“请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 。其目的是通过设立专门负责币纸生产的部门，将币纸经营权统一收归官营，以杜绝民间伪造纸币的币料来源。崇宁三年(1104年)，置“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所”时规定：“私造交子纸者，罪以徒配”，更明确地以法律条文禁止民间私造币纸。总之，通过币纸官营、禁民私造，是切断原料来源来防范伪造纸币的有力措施。
宋代交子务设立之初，仅设主管监官1人，大观元年(1107年)五月， “改交子务为钱引务……所用之纸，初自置场，以交子务官兼领，后虑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 。这里显然是为了防止官吏作弊，运用管理中不相容职务的原则，通过分设纸币制印官员和币纸制造官员，使他们互相牵制监督，以避免一人兼管而很可能导致作伪的弊端。

文章插图
宋代纸币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分界发行。当旧币发行流通期限满后，必须兑换新币，这时官吏必须严格鉴别旧币的真伪。南宋规定：当会子换界时，要设内外两场官吏鉴定。纸币分界发行是防范作伪的一个重要管理环节，并能限制纸币的发行量。如南宋袁甫所谈纸币发行“四戒”中有“两戒”与分界有关。他认为：纸币发行“一曰戒新旧三界并用”“四曰戒新会不立界限” 。
严惩造伪者，奖赏陈告者。宋仁宗时期，知益州薛田、转运使张若谷上奏欲官办四川交子时，就定下针对伪造的奖惩条文：“若民间伪造，许人陈告，支小钱五百贯，犯人决讫，配铜钱界。”神宗熙宁初年规定，伪造交子的处罚等同于伪写官文书印者，处以流放2000里的惩罚。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 ，朝廷扩大对涉及伪造纸币行为处罚的范围，除伪造者本人外，知情不报者、转用伪币者等均得受罚。到南宋时，将伪造犯人处斩已成定例，支赐陈告人的奖赏也增加了。

文章插图
宋廷为使严禁伪造纸币之令家喻户晓，还将禁伪赏罚文字刊印于纸币票面。如北宋徽宗崇宁年间发行的小钞票面上有“上段印准伪造钞，已成流三千里，已行用者处斩”等文字。至于南宋会子，其票面样式，上半部分不但印有会子名称及面额，更以56字详示禁伪赏罚敕文：“敕伪造会子犯人处斩，赏钱壹阡贯。如不愿支赏，与补进义校尉，若徒中及窝藏之家，能自告首，特与免罪，亦支上件赏钱，或愿补前项各目者听。”
从宋代历朝对纸币作伪者及其相关人的处理上看：一方面，其处罚逐步由轻变重，惩治的范围也逐渐变宽。另一方面，对于陈告者的奖赏由少至多，从500贯提高至1000贯。统治者立法思想是通过严惩重赏，一方面威慑作伪者，加大其犯罪成本，使其不敢以身试法;另一方面加大对知情者、负有督察责任官员等的赏罚力度，提高纸币作伪案的发现概率。提高纸币作伪的发现概率，比加大对纸币作伪的打击力度，对作伪者更具威慑力。还有宋代将禁伪赏罚文字刊于纸币票面，这是一种最广泛的普法活动，并对妄图作伪者时时敲起警钟。

文章插图
宋代有关严禁纸币作伪的立法比较严密，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但是，在具体执行中难免存在着偏差。“今伪造有禁，刊之印文，编之敕令，非不严具”，但“前后犯禁之人，未必尽论如法” 。更有甚者，吏治腐败也影响了对纸币作伪的执法。伪造会子“一有败露，纳贿求免”“法当重戮，仅从末减。似此姑息，何以戢奸?”正由于执法不严，有法不依，致使“伪造(会子)者所在有之，及其败获，又未尝正治其诛，故(会子)行用愈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