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司马光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变法有什么弊端吗?( 二 ) _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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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在扬州做官时，有人问韩琦一个怪僻字，韩琦随口说了句“王安石颇识怪字” 。本来是一句玩笑话，谁料，王安石当政以后，立即让神宗将时任首相的韩琦赶出京城。
其次，任人唯亲，不辨忠奸。王安石当了参知政事以后，推行“新法”，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在这些反对派里不管位置多高、资历多老，一律赶出朝廷。这时候朝廷出现了“权力真空”，不得不起用一批“新秀” 。而这些“新秀”大部分是些投机人士，对王安石和“新法”极尽阿谀之语。如吕惠卿本来是到京城述职的，他对王安石的新法颇为赞成，于是王安石便破格擢升了他，从一个小小的七品官一跃成为主管三司的“计相” 。此后他又以火箭般的速度提拔了一批所谓的官场“新秀”，如章惇、蔡确、曾布、蔡京等人。而正是这些人挑起了后来的新旧党争，排挤了大批的贤臣，致使北宋在内耗中衰微，最终酿成了“靖康之祸”这一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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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极为邋遢，不讲卫生。王安石的不修边幅在北宋是出了名的，据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 “王荆公性不善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敝，亦不换濯。”要知道，不修边幅可不是自己的事情。他是朝廷官员，整天出入于公共场合，身上有异味不仅有损自己的形象，也会有损政府的形象，更会对他人造成不好影响。况且，北宋时期，每十天放一次假，俗称“荀休”，雅称“休沐” 。但是他还是经常不洗澡，使得同僚实在闻不下去他身上的异味。同僚便约定和他每月洗一次澡，并且免费为其提供新内衣。
王安石这种形象在魏晋时期还会得个“扪虱而谈”的美名，但魏晋是个病态的时代，自是与北宋不可同日而语。苏洵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辨奸论》，“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苏洵在这里很不客气的批评王安石，认为脸脏了、衣服脏了就得清洗，而他就这样蓬头垢面的读圣贤书，实在是不成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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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仁宗皇帝举行的一次赏花钓鱼宴上，王安石竟然将一大盘子鱼食吃了个精光。仁宗皇帝实在看不下去了，对众臣说：“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意思就是说你误食一两粒鱼食也就罢了，谁还没有个吃错东西的时候呢?但你王安石明知道这是一盘鱼饵，竟然还要把他吃完，这就显得有点不合人情了。
通过上面的这些史料记载和时人的评价，我们发现王安石身上的确有很多奇怪的性情。说他没有宰相之才，不是说他没有政治才能，而是说他没有容人之量，更没有辨别忠奸善恶的能力。宰相是个特殊的职位，光有才能是不行的。还是陈平说的好，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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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宰相最大的职能就是对上能够辅佐君主，对下能够选贤任能，辨别忠奸善恶，使大臣各司其职。如此上下井然有序，朝政自然会清明。到底晏殊是做过宰相的人， “能容于物，物亦容矣”可谓是知言。可惜这谆谆教诲，王安石没能听进去。“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他将一批忠志之士排挤出朝廷，而起用了一批投机阿谀之徒，可以说是他最大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