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在日本的发行和影响 _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用编年体撰写的通史。它是北宋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费时十九年而完成的长篇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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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史书有许多特点和优点，为我国历代史家所称道，不仅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也对日本史学的发展及其政治思想以巨大的影响。
《资治通鉴》完成于1085年，这部书传到日本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北宋以前的隋唐时期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黄金时期。
中国大量的文化典籍畅通无阻地输往日本；中国的史书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早已在日本广为流传。
可是，北宋王朝却对史书的外传进行了严格的控制，指定许多书不准输出国外。所以在日本的史书上反映出这个时期“大陆史书中绝” 。
北宋之所以禁阻史书外流，是因它受到契丹的威胁而出于国防的安全来考虑的，认为一些史书有“纵横权谲之谋”，是“国之利器，不可以轻易出示人” 。
《资治通鉴》这部书是专门记述国家“治乱之道”，为统治者提供统治术的重要著作，当然是要把它视为国家机密，不肯轻易输往外国的。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部书的出现立即引起了国外的重视。
哲宗元符二年（1099），高丽专门遣使请买《册府元龟》和《资治通鉴》，但只许买《册府元龟》，而不许买《资治通鉴》。高丽在当时是比较友好的国家，尚且如此。可以想见，《资治通鉴》到关系已较冷淡的日本更非一件易事。
但是，当时宋朝和日本有着民间的贸易往来。日本非常喜欢宋版印刷的书籍，往往以重价收买。有些商人为了谋利，就不顾禁令把书籍偷偷运往日本。加之，北宋末南宋初兵荒马乱，控制失驭，许多书籍为日本所得。
据日本的《宇槐记抄》所载，较《资治通鉴》成书稍早的《新五代史》和《新唐书》经历了大约八十年左右的时间终于传到日本。
如果照此推算，《资治通鉴》可能是在十二世纪中叶传到日本的。这种推算不一定准确。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日本“镜”类的史书，如《大年镜》、《今镜》、《水镜》、《增镜》等都成书于《资治通鉴》之后，它们用编年体叙述了从神武天皇到后醍醐天皇的历史，前后基本能相互衔接。
其中《大镜》成书最早，以前曾有人认为它成书于1025年，但经日本学者考证，确认成书在1115年到1133年之间，仍在《通鉴》之后。
而且“镜”和“鉴”在汉语中是一个意思，在日本语中不仅同义，而且同音，都读作“かがる” 。
从日本文化富于模仿性的角度来看，日本的史书称“镜”不大可能是日本文化自身的产物，显然是受了以古为鉴而命名的《资治通鉴》影响的结果。
关于这一点，日本江户初期著名大学者林罗山也说：“我邦有水镜、大镜、增镜等……盖是相似温公之通鉴，范氏之唐鉴，张氏之帝鉴等之名与？”他也认为日本“镜”类史书的出现和《通鉴》有其渊源。
如果这个判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这部书的传入日本大约经历了四十年左右的时间。这正是北宋和南宋的交替时期。
《资治通鉴》一经传入日本，就引起了日本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的重视，他们非常爱读此书并给以很高的评价。
江户时代古学派的创始者，著名的哲学家山鹿素行称赞“司马氏之《通鉴》是史之大要” 。历史政论家赖山阳说：“欲观治乱，莫如《通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