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与孔子治国理念的比较( 二 ) _韩非子

另外，人性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上古竟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原因在于“古者……人民少而财有余，固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民众而货财寡，实力劳而供应?。堂裾?。”
可见，人口、财富、社会关系等因素都是不断变化的，人们的观念品行也就自然随之而变化。况且，韩非认为，道德高尚的人是有限的，自觉为善者寡，惧罚远恶者众。既然人们并非自觉自愿为善而不为恶，就有必要以法治手段逼人弃恶从善。
２、理论核心不同：道德至上与法治至上的对立。儒家学说中，道德的作用被渲染到极致。孔子学说就是典型的道德决定论，德治是核心内容之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作为统治者，只有以德为政，民众才能象群星绕北斗那样拥戴统治者。
具体地说，一是通过修身，而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二是要靠教化手段，教而化之，以道德感化孜孜为利的小人，提高他们的德行。而韩非针锋相对，认为德不如法，治国要靠刑罚手段，法的作用至高无上。“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韩非子·有度》）
可见，在韩非看来，奉法强弱，成了国之强弱的决定性因素。没有法治，就不能治理好国家，即使尧舜也是如此，善于做君主的，只能行赏罚，去仁义，“无锤策之威，衔橛之备，虽造父不能以服马；无规矩之法，绳墨之端，虽王尔不能以成方圆；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为治。今世主皆轻释重罚严诛，行爱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几也。”（《韩非子·奸劫弑臣》）
更何况，对于不可教化之人，德治是不起作用的，只能靠惩治之术以正其身，“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固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故娇于爱而听于威矣。”（《韩非子·五蠹》）
可见，对于那些父母、乡人、师长苦心教化无效的不肖之子，在官吏欲批捕面前，因害怕而能马上改变行为。由此，韩非得出结论：“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紧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韩非子·显学》）走惩恶以扬善之路才是明智选择。
３、理论蕴涵的民之地位不同：重民与轻民的对立孔子是春秋时期具有重民思想的思想家之一。《荀子·哀公》篇载有孔子答鲁哀公的话：“且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孔子重民更体现于孔子的德治、教化思想中。“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
主张对民以宽，保民、惠民、富民，若是对民以刑，百姓纵使服从统治，也不会心悦诚服，只有用道德教化去引导，才能使百姓有羞耻之心；还认为，要惠民，就应该减轻剥削，避免聚敛，“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