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和海瑞谁对明朝更重要? _明朝

海瑞和张居正，一位是明朝著名清官，他写的《治安疏》被张居正评为天下第一疏。张居正则是在万历时期担任内阁首辅，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改革家。张居正推出的改革，遭到了极大的阻力，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也是有利有弊。海瑞因为备受排挤，所以干脆因病隐退，正好错开了以张居正为首主持国政的那段时期。很多人期待海瑞和张居正如果共同处事明朝将会怎样，不过这两人的关系似乎也没那么乐观，海瑞会辞官张居正也是要附上一定责任的。

文章插图
海瑞从隆庆四年辞官归田，到万历十三年(1585年)起复，整整在家赋闲了十六年。这十六年，掐头去尾，正是张居正当国柄政的时期。
张居正与海瑞都是有匡国济时大情怀之人，两人也有私交，某些政见还所见略同。但是，张居正不喜海瑞这个道德楷模，他曾在一封私函中委婉地批评海瑞不通人情世故，轻率冒进：“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在他看来，书呆子的道德狂热，只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尽管“中外交荐”海瑞，但张氏始终不起用他。直至张居正去世之后，张系势力被反攻倒算，海瑞才有机会应召复出。此时海瑞已是年过古稀的老翁了。
【张居正和海瑞谁对明朝更重要?】与海瑞的不通人情和道德高蹈不同，内阁首辅张居正老于世故，工于权谋，并深信权杖的力量：那是比道德教条更能成就梦想、造福社稷的武器。发生在万历五年的“夺情”事件可以显示出道德与权力在张居正心目中的不同权重，那一年张居正丧父，按礼制他应回籍丁忧，但张居正不想放弃权柄，于是奉旨“夺情” 。而那些抗议他贪恋权位、不孝失德的同僚们都受到皇帝严惩——大家都知道，惩戒的命令虽以皇帝的名言发出，实际上却来自张居正的暗中操作。

文章插图
然而，在明朝的权力体制下，热衷于权力的张居正其实处于很尴尬的位置。他是隆庆临终托孤的顾命大臣、万历言听计从的帝王师，可谓“位极人臣”，可是在名分上，内阁首辅不过是皇帝的首席顾问，并无领袖百官、颁布政令的合法权力。内阁为皇帝起草诏令、批复奏章，时称“票拟”，严格地说，票拟并无法律效力，只是供皇帝参考的意见，皇帝同意了，再用朱笔抄正，时称“批红”(晚明由于皇帝怠政，批红的大权常常落在司礼监秉笔太监手里)，方为朝廷的正式政令。所以，张居正尽管权倾朝野，但他的权势只能建立在没有合法性的隐权力之上。比如，与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相结交，里应外合操持“票拟—批红”的程序;以私函授意亲信上奏言某事，自己再借票拟之权批准这项建议;在函件上对官员的升迁作出暗示，以此来获得他们的效忠。这相当于是在正式的行政机构之外，私自设立一套合法性可疑的隐权力系统。
在蒙着道德遮羞布的晚明官场，如果说海瑞的道德威力让厌恶他的人也不得不“服其名而不敢抗”，张居正赤裸裸拥抱权力的行径，则难免受到自许高风亮节之人的鄙夷，也给了清流集团攻击他的道德口实。他固然可以透过隐权力系统，“上窃朝廷之权，下侵六曹之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但这种缺乏道义支持的隐权力恰恰构成了他的“原罪”，隐权力越大，原罪越深。他固然也可以运用权术、以皇帝的旨意将非议他的反对派重重治罪，使他们敢怒而不敢言，但埋下来的定时炸弹必定在哪一天对准他的道德死穴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