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斌评《美国的分裂》︱小阿瑟·施莱辛格的焦虑( 二 ) |霍勒斯·卡伦|文化多元主义

施莱辛格的《分裂》是一部有强烈现实关怀的著作。该书的副标题为“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思考” ，能看出施莱辛格旨在反思多元文化主义的冲击，尤其是“非洲中心主义”对美国社会造成的撕裂。他对“非洲中心主义”的核心理念进行了逐一批驳。
非洲中心主义要求美国学校的历史教育重视对黑人儿童自我价值的培育，因为以往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教育忽视了非白人的历史，这对非白人儿童的价值和自尊都造成打击，导致黑人学生成绩不佳，进而厌学，对黑人学生的心理造成了伤害。施莱辛格认为，这种论断夸大了白人中心主义教育的不利影响，并没有证据证明“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会破坏少数儿童的心理”（64页）。施莱辛格认为这种种族决定心理的观点不过是种族主义的老调重弹，同时他对黑人援引这种观点来表达自身的诉求感到十分惊讶。在施莱辛格看来，美国的非洲中心论确实是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谓“被发明出来的传统” 。施莱辛格认为，非洲中心论者强调非洲文化和非洲认同事实上是颇为虚伪的。他援引著名社会学家、“和平队”（Peace Corps）顾问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的观察认为， “在非洲服务的黑人‘和平队’志愿者们在从祖籍重返‘现实’家园后往往对他们‘根深蒂固的美国人特性’产生了新的共鸣。他们终究还是美国文化而非非洲文化的子孙、贡献者乃至牺牲者”（60页）。易言之，虽然这些非洲中心主义者在美国不遗余力地宣扬非洲文化与非洲认同，争取在美国的历史教学中增添尽可能多的非洲因素，然而他们自身却已然是美国文化的产物，而非欧洲文化的代表，也无法适应非洲的文化与价值。施莱辛格指责非洲中心主义的教育是比白人中心主义教育更为“摧残心灵”的教育。他对非洲中心主义强调非洲文化、语言、习俗等在美国教育中的参与表达了强烈反感，认为这些偏执的人并非“多元文化主义者” ，而是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非洲中心主义者” 。施莱辛格认为， “一般意义上的种族狂热，特别是非洲中心论的种种运动，对美国的教育及少数族裔的未来而言都不是什么好兆头”（51页）。
施莱辛格还以犹太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为例，认为这两个群体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成功，遭遇了极为严重的歧视和排斥，美国的课程体系设置也鲜有关于两个群体历史文化的介绍，但他们的发展并没有受到阻碍，反而在二战之后通过自身努力，在与美国主流社会的深度互动中，获得了经济和阶级等方面的提升。施莱辛格试图以此证明，少数族群在美国获得成功与其传统文化和历史在美国教育中受重视的程度之间并无必然关联。不过，施莱辛格似乎忽视了亚裔和犹太裔在美国获得成功所遭遇的阻力，他们付出的努力恐非主流美国人所能想象。更何况这两个群体，尤其是亚裔并没有美国主流认知中的那般成功，其内部的多样性也远非任何一种刻板印象所能概括。
施莱辛格并不反对在美国的教育系统中增加黑人史、亚裔史、女性史等内容，但前提是要将其作为实实在在的历史来客观讲述，而不是当成某种意识形态或者虔诚的信仰予以教授。在施莱辛格看来， “历史的功能并非促进族群自尊心的提升，而是更好的理解世界、理解过去；冷静地分析、判断和展望；尊重不同文化和传统，并毫不畏惧地捍卫那些使历史研究自由成为可能的普世价值，诸如宽容、民主和人权思想，等等”（75页）。从某种意义上，施莱辛格也理解那些在美国历史记忆中失语的少数族裔所面临的严酷现实，以及他们加强自我群体声音的举措， “但是制度化的分离主义则不然，它只会凸显种族差异、加剧种族关系紧张”（76页）。施莱辛格认为，族群中心主义者所提出的各种偏激要求，如将本族群在美国历史的地位提升到同白人相当的地位、双语教学等，都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裂。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早在半个世纪前就曾发出警告：“毫无疑问能置这个国家于死地、使之绝无可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继续维系下去的方法之一，就是放任它沦为诸多心存芥蒂的族群之间的角力场。 ”（95页）施莱辛格尤其不理解在英语成为世界语言的背景下，少数族裔仍争取学习使用自己的传统语言，更何况， “对于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异质的国家，共同的语言堪称必要的黏合剂”（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