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宋代男人为什么喜欢头上簪花？《梦华录》作了真实记载，为什么不认为他们娘炮？( 二 ) 北宋|鲜花|插花|历史揭秘

可是到了宋代，男子簪花迅速演变成全民化的现象。每个季节，只要有应景的花朵，都会成为他们簪戴的目标。社会上流传各种各样的事件，更为簪花推波助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宋人蔡绦在《铁围山丛谈》中记载的四相簪花的故事:北宋庆历五年( 1045年)扬州太守韩琦官署的后花园中，有一种叫“金带围”的芍药，一枝四岔同时开了四朵花，花瓣上下呈红色，中间长出一圈金黄蕊，人们呼之“ 金缠腰” 。韩琦十分高兴请来当时正在扬州驻留的大理寺官员王珪、王安石和陈升之三人，共同观赏这一奇景。因为花开四朵，饮酒赏花之际，韩琦便剪下这四朵金缠腰，在每人头上插了一朵。没想到此后的三十年中，参加赏花的四人，竟都先后做了宰相。从此，芍药就被评为名副其实的“世瑞”和“花瑞” ，人们说，有幸遇“金缠腰”并簪戴的人，会有升官的好运。
全民倾情的簪花运动，与皇帝的喜好和鼓励是分不开的。朝廷之内，皇帝每次招近臣到后苑赏花，都要将他喜爱的花卉摘下，赐予身边的亲王和宠臣，让他们戴在头上，以此象征至高的荣耀。 “上之所好，民必甚焉” ，如此到了花开时节，每到游玩之时，人们都将时令鲜花插于头上，成为东京城中一大盛景。宋徽宗更是男子簪花的支持者和践行者，每次他出游归来，都是一副御裹小帽、簪花乘马的形象，陪行的官员和侍卫们也都戴着鲜花，浩浩荡荡。

当然，宋代男子也不是从一开始就都热衷簪花，少数人会比较勉强甚至抵触，要经历一个接受的过程。比如北宋政治家司马光，从小喜欢朴素的生活方式，对豪华奢靡的排场很反感。宋仁宗宝元初年，二十岁的司马光中了进士甲科，在参加朝廷为新进进士举办的闻喜宴时，皇帝赐给每人一枝花，众人都赶紧戴上以表谢恩，只有他不戴，直到旁边人提醒，他才勉强地把花插在帽檐上。针对有些人不习惯戴花、把御赐之花交侍从捧着这不敬行为，宋朝御史采取了应对措施，如果官员不把所赐之花戴在头上回家，就要受到御史的弹劾。很快，簪花进化为一种礼仪制度，被社会各阶层广泛接受。到后来，人们已经习惯把赐花、簪花看作是一种至高的荣耀，它已经成为仕途升迁的重要标志。正因为花在仕途升迁和人事往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人们将插花与焚香、点茶、挂画相提并论，合称“生活四艺” 。朝廷更将插花列为四司六局专营项目，其中排办局专管插花，进一步促进了花文化在宋时期的普及。花成为最常见的馈赠之物，连花瓶、花盆都变成士大夫相互馈赠的文房雅物。更有甚者，引发了以金银制作像生花草变相行贿的陋俗，一度引起朝廷关注。
宋时有六大名花:牡丹、芍药、荷、梅、菊、兰，它们被大量培植，每种鲜花盛开的时节，各地都要举行热闹的赏花会并逐渐发展成正规的活动。街上妇女儿童购买楸叶，剪成花的形状戴在头上，贵家小姐则“小轿插花，不垂帘幕” 。每年重阳节，熙熙攘攘的赏菊人潮，常将东京各处园林，堵至水泄不通。
赏花钓鱼宴初见于南唐，兴起于宋太祖、太宗二朝，宋真宗时成为一项常规的宫廷休闲娱乐制度，除非有特殊情况不曾中辍。仁宗朝中后期，西夏元昊叛乱，西部连年用兵，仁宗皇帝因此寝食不安，以致二十年间未曾举行过赏花钓鱼宴。
到了神宗、哲宗朝，由于新旧党争十分激烈，朝廷内部斗争尖锐，一党得势，则与失势者相关的人物都受到牵连，曾受皇帝器重的文人也不例外。政局的不稳定，必然造成君臣之间的隔阂，宴会反倒成为一件进退两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