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睿|罗奕奕评《舞马与驯鸢》︱柯睿的盛唐( 二 ) |汉学|李白|柯睿

柯睿教授对于文学史的构建也有深入的思考。虽然作者并没有明确提及具体的文学理论，他的不少论著都有意识地和现有文学史展开对话（有时是挑战）。《自选集》中有七篇论文均从不同程度和角度重思文学史大框架和作者个体、文体分类、宗教传统、时代审美趣味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道教诗歌与追求神灵》考察了《楚辞·远游》、《黄庭》内外经、以及东晋南方神仙道教上清系经典《真诰》中的诗歌。在探讨诗歌在早期中古道教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的同时，也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对宗教史的认识可以为传统文学史的论述提供不一样的视野。柯教授对宗教传统的关注在《李白与陀罗尼幢》再次复现。传统上对于李白的解读往往囿于探求其与道教的关系，重视其与道士司马承帧的交游，但柯教授认为这不能概括李白极其广博的诗文创作。通过细读李白的陀罗尼幢铭文，柯教授展示了诗人对于佛教典籍、术语、礼仪的熟悉，以及对宗教、文学传统熟练运用的能力。这进一步彰显了李白作为唐代精英文人所具有的多重社会角色，也生动展现了唐代广大士人群体拥有丰富多样的知识来源。
柯教授对文学史书写的反思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重新关注被忽视、边缘化的文学的存在形式，比如赋、赞、铭、序等等。《赋在唐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开篇即驳斥了汉代以后的赋已不重要这一预设，高屋建瓴地指出由于赋在科举考试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在唐代依然非常盛行。同时，柯教授对于文体的边界也有独到的见解，认为广义上的诗应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诗、赋、以及各种散文体中的韵文部分，而狭隘的文体意识衍生出的诗赋严格划界会让读者忽视两者在辞藻、写作技巧和声律运用方面的共性，并产生井蛙之见。《驯鸢与穷鱼：卢照邻赋中的冲突与申辩》延续同一思路，以“初唐四杰”卢照邻的两篇赋和王勃的一首赋作发端，试图拓宽我们对于这两位文人作品的理解维度。正如柯教授所言：“只要赋还没有进入唐代诗歌（Poetry）的学术视野，我们就无法完整地品鉴任何一位诗人，也无法真正全面地书写唐代诗歌史。 ”同时，柯教授认为“初唐四杰”这一名号不应该被过度强调，在重视文学史赋予他们以共性的同时，更需注意其各自迥异的特征。《初唐贤妃徐惠的生平与著述》则将视野投向一位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默默无闻的唐太宗后妃之一的女性作者徐惠。柯教授分析了其诗文体现的宫廷文风的娴熟运用和对典故的详悉，展示了徐贤妃不为人知的一面，为重新探索中古时期女性作家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承认文学史构建之不稳定性，还体现在有意识地与已经积淀成型的文学流派和文学品评标准保持一定距离，并探讨其生成过程。在《盛唐时期的“词汇风景”与“文本山岳”》中，柯教授重新检视了“山水文学”这一人所熟知文学传统。文人们在描绘山水风景时，是仅仅在临摹他们眼中所见，还是融入了文学传统围绕此风景业已形成的文学意象？以李白一首七言绝句和耳熟能详的《望庐山瀑布》（其二）为发端，柯教授考量了前代文学和同时期作家关于庐山的描写，通过文本分析和关联性展开阅读，探讨互文性在山水书写传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通过重思“山水文学”这一定义和内涵，柯教授提出我们不应将视野局限于回答“山水诗文描绘了怎么样的山水”这一问题，而应重思和构建同一文本世界中诸词汇的本义和其与前代文学的互动。《河岳英灵集与盛唐诗歌的特征》转向“唐人选唐诗”这一话题，通过审视此文集和清人孙洙所编《唐诗三百首》对唐诗的不同收录标准，展示了流动的时代趣味如何影响文学史的书写。《唐诗三百首》钟爱王维、李白、杜甫，而《河岳英灵集》呈现出一种更为开阔和平衡的视野。一些消失在现代的文学史课本上的盛唐诗人赫然在目，如薛据、崔国辅，而杜甫却完全缺席于其间。柯教授的量化“数据分析”不仅提醒读者不同时代有其独特的文学评判标准，也生动展现了（部分）盛唐人心目中的盛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