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陈日华：古物学家与近代早期英国民族认同建构( 十 ) |英国|波利多尔·维吉尔|近代

此外，方志也收录了各地修道院的基本信息。如威廉·兰巴德1576年出版的《肯特郡志》，就简要列举了肯特郡修道院的情况；威廉·布顿1622年出版的《莱斯特郡志》也涉及本郡修道院的内容。残缺的修道院建筑及其背后的各种传奇故事，自然激发古物学家无尽的思绪和历史沧桑感。威尔特郡古物学家及方志史家约翰·奥布里无限感慨地写道：“原来埋葬国王与显贵的教堂唱经楼，现在杂草丛生。 ”正是基于这种特殊的渊源，方志史家成为研究修道院史的重要力量。当然，方志所叙述的修道院，不足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如有研究者指出：“威廉·布顿的研究未注意到修道院在中世纪经济与景观中的重要性。 ”《沃里克郡古物》的作者威廉·达格代尔是英国修道院史研究的重要奠基者。格雷厄姆·帕瑞认为：“在英国，威廉·达格代尔的修道院知识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 ”威廉·达格代尔的《英格兰修道院史》详细记述了众多英国修道院的发展历史以及土地捐赠情况，并完整列出有关修道院的特许状。他以特许状为第一手史料，进行中世纪史的书写，开创了一种新的书写方式，在探讨修道院权力来源的基础上，阐述修道院的重要性。这是解散修道院运动之后，英国学界对修道院价值的重新思考，为后来的修道院史研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1695年，托马斯·坦纳的《修道院记录簿》出版，成为修道院研究的总结性作品。他的弟弟约翰·坦纳解释道：“该书不是为了评论修道院的情况，或者为它的衰落悲哀，而是为了所有古物爱好者，给曾经在我们王国扮演重要角色的修道院一个概述与说明。 ”
由此，在古物学家的努力建构下，修道院不再意味着无知与迷信，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机构，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代表着虔诚与知识，宗教改革时期解散修道院对英国文化的传承是巨大损失。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时期古物学家对修道院的评价不涉及根本教义的分歧，毕竟新的时代是新教的时代。
结论
古物研究不是对历史的简单考证与复原，古物学家更不是远离时代、不食人间烟火的怪人。有学者认为，古物学家不强调历史的政治功能，只是超然地求真，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求真求实是这一时期古物学家共有的特征，实地考察、田野调查、查阅文献档案等，都体现了古物学家的研究风格。但是，古物学家不可能超然于自己的民族与时代，在近代英国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他们对民族认同的构建作出了突出贡献。
到17世纪末，不论是新教信仰，还是天主教信仰，甚至是流亡国外的古物学家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即作为日耳曼人一支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具有坚毅的品质，充满活力与勇气，是一股复兴的力量，撒克逊因素（而不是不列颠人或者罗马因素）是英国族群的本质属性。正是在对盎格鲁—撒克逊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英国人才能以一种新的方式思考他们与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关系。在界定他们与欧洲大陆的关系时，他们以往侧重于封建关系或者是宗教因素，现在更关注族群属性。对于那些在族群属性和宗教信仰方面更为接近的人，英国人自然觉得更容易接纳。奈尔斯指出，这正是英国人接受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以及后来的英国汉诺威王朝的原因。因为这些所谓的外来者，都有着日耳曼人的血统。而那些与海峡对岸天主教法国关系密切的英国君主，自然就得不到英国民众的认同与支持。
在近代早期古物学家有关民族认同研究的基础上， 19世纪的英国学术界正式形成了“撒克逊主义学派” ，代表人物是约翰·肯布尔与威廉·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肯布尔的《英格兰的撒克逊人》一书研究了盎格鲁—撒克逊先辈公共与政治生活所根植的原则，以及这些原则所体现的机制。这是盎格鲁—撒克逊族群童年时代的历史，也是对盎格鲁—撒克逊族群成年时代的解释。古奇指出：肯布尔认为英国人从盎格鲁—撒克逊人那里继承了最高贵的部分，现在的英国人与祖先之间保持了惊人的相似性；他的著作充满着日耳曼主义精神。 19世纪，随着英帝国的形成，英美文化强势登场。 “撒克逊主义学派”的知识分子不再如其先辈那样小心谨慎地赞美撒克逊传统的纯洁性，而是大张旗鼓地宣传日耳曼精神以及日耳曼文化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