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陈日华：古物学家与近代早期英国民族认同建构( 二 ) |英国|波利多尔·维吉尔|近代

英国的历史书写不能也不应该建立在神话传说之上，而应该建立在信史之上。古物学家的研究以文献手稿为基础，重视实地调查，并利用实物与考古材料。古物学家威廉·坎姆登的研究注重田野调查和收集考古实物，如石碑、石刻、钱币等，以此作为文献研究的补充与佐证。威廉·坎姆登写道：“我曾经游历几乎整个英国，向郡中的博学人士咨询。我勤勉地阅读了国内的许多著作，还包括那些希腊文与拉丁文著作，只要它们的内容与标题涉及不列颠。我也查阅了王国的公共档案、教会登记簿、图书馆资料、法案法令以及教会和城市的纪念碑等。 ”这体现了该时期英国史学研究经历了从神话传说到实证研究的转变，即从单纯的文本书籍研究，转向对实物资料的关注，并与文献资料相对照。为了写作《不列颠尼亚》， 1578年，威廉·坎姆登游历了萨福克和诺福克， 1582年来到约克郡与兰开夏，收集有关罗马不列颠历史的相关材料。 1600年，威廉·坎姆登与罗伯特·库顿一同游历英格兰北部地区，勘查罗马哈德良长城周围地区，寻访罗马历史的遗迹，收集石碑、钱币以及雕塑等。
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进行以及民族国家的形成，古物学研究的内容也逐渐发生变化，即为英国国教的正当性与纯洁性辩护，并阐述英国民族的日耳曼属性。封建时代的英国是一个基督教化的社会，人们的认同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基督教信仰，罗马教廷与教皇对英国社会有着重要影响，绝大多数人是基督徒，从出生到去世都与教会密切相关。随着宗教改革的进行，英国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成立民族的教会。如何阐述与论证宗教改革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成为英国知识界特别是古物学家面临的迫切现实课题，即英格兰民族为什么选择国教，如何看待解散修道院。二是领主权认同，封建时代的英国民众不是处于国王的统治下，就是处于某个领主的统治下，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即使是英国国王，在很多时候又是法国国王的封臣。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人们很难有明确的地域与族群认同。随着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的爆发，常年的征战使得法国各地深受其害，而对英国人来讲，跨海征战也是得不偿失。于是，普通人从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渴望，就是建立一个和平且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有着明确的地理疆域，可以保护他们的生命与财产安全。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产生了一种新的情感，即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和习惯，讲着相似的语言。 “我们究竟属于哪个族群？”这是这一时期英国人面临的认同困境。事实上，英国人的族群认同可以有多个选择，如不列颠人、罗马人、日耳曼人、诺曼—法国人等，最终英国人选择了日耳曼人的族群认同。这是因为，假如选择不列颠人认同，神话传说的历史无法支撑现实的需要；如果选择罗马人认同，就处于罗马行省的尴尬境地，更与宗教改革的目的相背离；如果选择诺曼—法国人认同，百年战争的创伤无法治愈。因此，日耳曼人认同是最佳选择，而这又赶上一个极好的契机，即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在15世纪50年代被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重新发现。
值得一提的是，古物学家逐渐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即1586年成立的“伊丽莎白古物学会”（Elizabethan Society of Antiquaries）。该学会的成员以律师、法学家、方志史家和纹章官为主。他们通过交换手稿、文献、通信以及聚会与互访等活动，交流研究心得和写作进展，互通学术信息，对英国的历史、法律、制度、宗教等方面进行相对系统的研究，从而促进了英国古物研究的发展。托马斯·赫恩写道：“在伊丽莎白女王与詹姆斯一世统治期间，有这样一个学会，它由真正博学的古物学家组成，这些学者经常聚会讨论学术问题……”学会的成立适应了时代需求，对英国古物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