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陈日华：古物学家与近代早期英国民族认同建构( 四 ) |英国|波利多尔·维吉尔|近代

另一个突出日耳曼因素的学派是早期的“撒克逊主义派”（Saxonist）。 1568 年，坎特伯雷大主教马修·帕克用英语而不是拉丁语出版了《圣经》（俗称《主教圣经》）。 1571年他出版了用古英语方言西撒克逊语写的福音书，并使用特别的盎格鲁—撒克逊字体印刷。肯特郡乡绅古物学家与方志史家威廉·兰巴德在马修·帕克的帮助下，编辑并翻译出版了《撒克逊法律汇编》（Archaionomia）。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当民族认同开始超越并且取代领主认同时，研究者激发出探寻本民族历史伟大与荣耀的兴趣。威廉·兰巴德不仅赞颂王国的盎格鲁—撒克逊历史遗产，同时又贬低其他族群的历史。威廉·兰巴德对撒克逊因素的强调，还体现在他1576年出版的《肯特郡志》，该书是近代英国第一部方志。肯特郡原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七国时代”肯特王国的旧地，历史悠久。虽说是方志，主要记载肯特郡的历史、人文、风俗、地理等信息，但是该书一开始就介绍了撒克逊语的字母，以及所对应的现代字母。随后附有一张“七国时代”地图，并对该地图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该书主体部分介绍地名时，提到该地名在撒克逊语中如何表述。
“撒克逊主义者”推崇西撒克逊国王阿尔弗雷德（849—899），这是因为阿尔弗雷德充分意识到古英语的意义与价值，他组织人力将许多宗教、哲学以及历史等方面的拉丁文书籍翻译为古英语。他还下令用古英语编写《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这是中世纪欧洲第一部用本民族语言写成的编年史，成为后世研究古英语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人历史的重要著作。此外，阿尔弗雷德在抵御丹麦人入侵时居功至伟，因此，在英国民族认同建构的过程中，阿尔弗雷德大帝成为一个文化标志。在《肯特郡志》一书中，威廉·兰巴德描述阿尔弗雷德在肯特郡抗击丹麦人的事迹，表现了他对于这位撒克逊英雄的崇敬。在马修·帕克的心目中，阿尔弗雷德是撒克逊人的象征。约翰·斯皮尔曼也把阿尔弗雷德描写成一位明君，是英国君王系谱的奠定者。到19世纪维多利亚女王时期，阿尔弗雷德已经成为英国乃至欧洲政治文化的一个符号。
这一时期最为坚定的早期“撒克逊主义派”学者是理查德·维斯特根，他在撒克逊史的研究中起到重要作用。牛津古物学家安东尼·伍德这样评价维斯特根：“他是一位伟大的英国古物研究的复兴者，同时也是一位在撒克逊语言和哥特语言研究领域中令人尊敬的批评者，值得纪念。 ”但是，当时维斯特根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学术地位，究其原因，在于维斯特根较为特殊的人生经历及其天主教信仰。维斯特根是来自低地国家的移民，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他对盎格鲁—撒克逊语言产生了浓厚兴趣。由于信奉天主教，他受到迫害而流亡欧洲大陆。就英国古物研究而言，维斯特根1605年撰写的《恢复衰退的智力》一书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第一本专门论述撒克逊人的书籍。在该书中，维斯特根开门见山地指出，英国人是日耳曼人的后裔。因此，在称颂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一世时，维斯特根着重强调国王的撒克逊血统，而不再将詹姆斯的族谱追溯到阿瑟王一脉。维斯特根强调撒克逊因素，认为它在英国民族特性的形成过程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是民族伟大而光荣的渊源，这是对传统观念的极大冲击。伊莱恩·夏娜认为，该书是17世纪最重要的两本古物研究著作之一，另一本是威廉·达格代尔（William Dugdale）的《英格兰修道院史》（Monasticon Anglicanum）。总体看来，维斯特根的著作对于时人重新认识英国历史中的撒克逊因素具有积极意义，他的论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亨利·斯皮尔曼的研究。此外，康沃尔郡古物学家与方志史家理查德·卡茹（Richard Carew）也在语言学特别是词源学方面作出了贡献，他的《英语语言的卓越性》（The Excellency of the English Tongue）一文认为，撒克逊人的语言是英国的“自然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