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追寻江南诗性文化( 二 ) |乾隆|文物|康熙|江南|吴中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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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徵明《雪景山水轴》。故宫博物院藏
关于这一点，可通过比较乾隆与康熙来了解。康熙一生曾六下江南，有人甚至认为乾隆的南巡是在有意效仿祖父。但两人也有差别。如果说，康熙南巡主要是为了治理河务、整顿吏治、了解经济生产情况、寻找发现可用之才等“实用”目的，那么，乾隆南巡尽管也有这些基本诉求，但还包含了更多更丰富的内容，最核心的是一种对江南自然美景、市井生活和精美艺术的欢喜和向往。也就是说，尽管南巡都有政治目的，但乾隆的现实功利至少不那么直接和赤裸裸。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以说乾隆比康熙更能理解和感受江南的美，乾隆的江南也是一个更加完整、更接近“江南本质”的江南。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由两人对江南在认知和需要上的不同所决定的。
“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 ”这是康熙写给江南官吏的诗句。诗为心声，暴露出康熙心目中的江南的真实存在。正如马克思说“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无动于衷” ，康熙重视江南，主要是因为江南地区丰厚的物质财富与人力资源，而不是青山绿水、诗词歌赋、市井烟火等特色和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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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螭纽“事理通达”“心平气和”“学诗堂”组印故宫博物院藏
我认为，由于功利的目的，康熙的南巡没有触及江南的本质。
这是因为：第一， “财赋”不是江南独有的特色， “天府之国”巴蜀同样是帝国的“财赋地” 。第二， “文人”也不算是江南地区的特产，中原、豫章等地同样“人杰地灵” 。江南之所以备受人们喜爱，表面上看，一是与经济落后的地区相比，江南多了鱼稻丝绸等生活消费品；二是与经济发达、文化滞后的地区相比，江南多出了仓廪充实后的崇文重教氛围。但从本质上看，江南文化真正的“诗眼”在于，它有一种超越了实践理性和实用主义、代表着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和艺术超越精神。以墨家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和以儒家为代表的实践理性，是中原文化的精神核心，前者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有没有饭吃” ，即“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后者关心的头等大事则是“驱而之善” ，即吃饱喝足后的“教化”问题，但对“如何活得更有价值和意义”这个人生根本问题，特别是如何“通过艺术走向自由”和“通过审美获得愉快”这个美学问题，这两家基本上没有接触到。在我国区域文化中，这个问题恰是由江南文化提出，并且是通过江南地区的生产生活实践找到答案的。这也是我们说“江南文化是诗性文化”的根源。
在某种意义上，康熙的问题和缺憾，在乾隆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作为帝国最高的统治者，乾隆南巡自然少不了“政治”和“经济”考虑，但与康熙不同，乾隆并没有因此而摒弃了对江南绘画、书法、音律、园林、美食等的喜爱和关注。 “观风问俗式旧典，湖光岚色资新探”（《江南意》），这是乾隆下江南时在苏州写下的两句诗。每到江南，他就好像从帝王变成了诗人艺术家。他到处驻足欣赏自然风光，大量题诗、写字，有些并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是有一种真实情感和灵感出入其中。以苏州为例，如《过宝带桥有咏》：“金阊清晓放舟行，宝带春风波漾轻。孔五十三易疏泄，涨痕犹见与桥平”；如《题文园狮子林十六景·狮子林》：“倪氏狮林存茂苑，传真小筑御湖滨。既成一矣因成二，了是合兮不是分。爱此原看鸥命侣，胜他还有鹿游群。水称武列山雄塞，宜著溪园济以文”；如《唐寅桃花庵图》：“吴中爱看吴人画，况是吴人画最高。世上只期为散木，庵前疑复绽新桃。松风寒处安茶铫，石冻春深试酒槽。七字志怀颇见道，宁云溪壑兴堪陶。 ”一首咏苏州名桥，一首咏苏州园林，一首咏唐寅的画，都有诗人的兴寄和审美创新，既流淌出他对江南文化的真实喜爱和沉醉，也释放了他在帝王面具下被压抑的感性心理和审美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