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福柯：知识不是为了理解，而是为了“切断”( 三 ) 历史|批判|自由|思想|思考|方式

对我们当前实践之不可避免性进行质疑的一种有效方式，便是追溯其历史。历史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现在视为不言而喻的很多事情，比如监狱，事实上是最近才浮现出来的，是各种偶发事件和条件的产物。从早期的《疯癫史》到最后出版的著作《性史》第二卷和第三卷，福柯的所有著作几乎都是历史研究。尽管很多人撰文讨论他是哲学家还是历史学家，但至少非常清楚的是，他的历史并不代表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为了与之区分，他将其研究称为“考古学”和“谱系学” ，并指出它们是某种哲学实践（philosophical exercise），而非历史学家的工作。其目的是要使人们“明白，努力思考自己的历史在多大程度上可使思想从沉思默想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人们以不同方式进行思考” 。比如，福柯的监狱史研究著作《规训与惩罚》，不只是要理解监狱的历史发展，而且要使我们的思想从“这种惩罚形式是不可避免的”这一观念中得到解放，从而可能想象其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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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 [法] 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年10月。
于是，历史化本身并非目的，历史化的东西也并非无关紧要。福柯予以历史化的东西经常都是看似永恒的、不可避免的各种事实。他的目标对象是因揭示其历史性而受到影响的那些东西的意义和有效性。历史不仅有教育性和趣味性，其目的也不只是增强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关键是理解我们自己，以便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和生活。历史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工具，可使我们改变自己以及所生活的世界。正如福柯在本章开头的摘录段落中所表明的，对他而言，历史充满了意义，因为它可以表明“事情并非总是如此” ，以及“看似最为不言而喻的事情，经常是如何在不稳定的、脆弱的历史过程中，在各种际遇和机遇的交织中形成的” 。这就是福柯不断将其著作概括为“当下史”的含义。他的历史不是关于过去的，而是关于我们的，关于当前的；它们代表着某种尝试，不仅要表明我们是如何成为我们之所是的，而且要表明我们如何能够成为别样之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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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癫史》与《性史》：
“去自然化”的里程碑之作
福柯的历史研究针对的不只是事情的不可避免和永恒不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的自然性质。他的《疯癫史》和《性史》是试图实现去自然化（denaturalize）的里程碑著作：努力展示诸如疯癫、性态等现象是如何在人类历史与文化发展过程中被视为自然的、生物学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显然是一位社会建构论者。社会建构论是指，认为人类存在及其经验是社会而非自然过程之结果的各种思考方式。在20世纪后半叶，这些理论极具影响，其影响力正在于努力动摇了各种思考方式的必然性和本质主义。它们通常假定，直到将某个事物视为自然而然和理所当然之时，该事物才会得以被建构起来。主张某些事物是社会建构的——例如学习障碍、暴力行为、智商、性别或种族，其目的一般是为了表明，通过改变事物的社会与政治秩序，这些事物也可以得到改变。这被视为一个政治问题：其存在和价值是可以争论的，可以从根本上予以改变，或至少是可以修正的。
表明事物是社会建构的而不是生物学的，本身也是一种对人类行为的纯粹医学解释进行质疑的方式。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便是同性恋。在《性史》中，福柯表明，将同性恋视为病态的科学解释是如何在19世纪浮现出来的。关于同性恋的医学取向，长期以来都在我们的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比如，直到1974年， “同性恋”才被从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精神疾病范畴中删除。福柯坚持认为， “同性恋”不是指某种自然事物的名号。它是19世纪浮现出来的某种历史和文化的建构，是特定的科学话语和权力关系导致的。关于性态的社会建构论取向，对于改变人们对同性恋的思想观念具有重要意义，而福柯的《性史》被视为其中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