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詹姆斯·C.斯科特：读起来不痛苦，就不是好的研究？( 六 )

我对这条路线上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有一个批评。按照它的标准，我做得很好，所以这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首先，自我引用也计数。其次，一些年轻教授达成一致相互引用，以提高他们获得终身教职的机会。其三，批判性引用也计数，引文中说“这是一坨屎，不值得它被印在这张纸上”，仍然会给你计入一次引用。其四，它赋予发表文章而不是出版图书的人以特权。最后，它让用英语写作的人享有特权。《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是一种英美式操作方式，它让致力于英美式政治学主流研究的人享有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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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美] 詹姆斯·C.斯科特著，程立显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3月。
问：对于过度专业化的问题，您建议怎么解决？
答：我想看到一个要求，即要在政治学领域获得新的岗位，你必须向其他学科证明，这个人对他们也很重要。那将令人振奋。为了获得政治学的终身教职，假设你必须让另一个系的人说你的工作令他们也感兴趣，那将会怎么样？在获得终身教职之前，如果你必须让两个相邻学科的人读你的材料，然后说“这看起来不错”，那将会怎么样？如果每个获得终身教职的人都必须在两门学科中同时获得双聘任命，每个系都要为此付出什么的代价？换句话说，第二个系不能只说， “是的，斯奈德对我们来说很好，我们不反对联合聘用”,他们必须得真正地为斯奈德的部分时间付报酬，这会花费他们的真金白银。对于这在制度上该如何运作起来，我没啥想法，但我在摸索一条不断从外部获取信息和判断的道路，一种能让人越过学科的肩头来观察审视的方法。最基本的问题是，你怎么把一套程序制度化，以抵制过度专业化？
我向我的同事们提出以下观点。
鉴于人生无常和政治学的学科约束，你也罢、我也罢、其他任何人也罢，都不确定政治学往何处去。没有人知道5年或10年后什么才是有价值的、光荣的研究工作。一个明智且理性的系，不知道未来会带来什么，因此会在众多不同的领域下一系列的赌注，因为光线会从许多扇窗户中透进来。现在，对于一个只有几个职位的小系来说，或许孤注一掷赌一把是有道理的，就像罗切斯特大学用理性选择理论赌成功了那样。但是如果你每次都用掷骰子来作决定，那就要么赢、要么输了。耶鲁不需要这样做。我们的规模足够大，能够而且应该下很多明智的赌注。
我进一步的观点是，搞理性选择的人，如果他们周围都是些搞理性选择的人，只会变得越发愚蠢，因为他们只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们的方法从未受到挑战。如果你想要聪明的理性选择学者，你就必须让他们置身于充满挑战的、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环境中，迫使他们每天为自己辩护。最好的理性选择研究将产生在这样一个系，在那里做理性选择的学者必须证明他们的工作为什么有价值。当然，对于那些不做理性选择的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事实上，我最不想要的就是一个只有我和我这种人的政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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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天才捕手》（2016）剧照。
问：继续用您的达尔文主义比喻，我们是否应该为物种的无限多样性而奋斗？我们应该百花齐放吗？或者说，在某一门学科的大屋顶下，知识多样性能够蓬勃发展到何种程度？会有限度吗？
答：耶鲁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伊恩·夏皮罗发起了一项鼓舞人心的计划，通过聚焦政治学中六七个长久持续的主题，重新规划耶鲁的招聘工作。这些主题包括分配、制度设计等等。我赞成伊恩的做法，就是“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这些主题的有趣的事。我们不在乎你是在研究康德和黑格尔，还是在做有关辛辛那提警察部门种族关系的理性选择研究。我们不在乎你用什么技巧。”这就像邓小平在谈到中国转向更加市场导向的经济政策时所说的：“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