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札记$百年“龙学”探究( 二 ) 蒋嵩|唐子|两印|浓墨画|万径人

第三，该成果对“龙学”的基础和根本，即《文心雕龙》的文本校正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虽以举例性的形式进行，但通过对百年“龙学”各种重要校勘成果的考察，仍然发现并解决了一些《文心雕龙》原文的校勘问题，其于“龙学”史的意义，一是说明文本问题之于“龙学”的基础地位和根本作用，其关乎对《文心雕龙》一书的准确理解和认识；二是提示我们虽经几代学者的不懈探求，《文心雕龙》的文本已具有更好的可读性，但问题仍然不少，其中不少问题还是颇为关键的，因而仍需要新一代学者继续努力。
第四，该成果对近代国学大师刘咸炘的《文心雕龙》研究特别是其《文心雕龙阐说》进行了全面介绍和评价，这在学术史和“龙学”史上是第一次，可以说在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之外，挖掘出现代“龙学”的另一部发端之作。由于对黄侃、范文澜等近现代“龙学”大家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故该成果另辟蹊径，发现近现代“龙学”的开山之作不只是黄侃的“札记”，而是还有一些很重要的著作。实际上，20世纪初叶关注《文心雕龙》的学者不在少数，有关的“龙学”著作亦需要我们进一步发掘和研究，而不能仅仅把目光聚焦于黄侃的“札记”。
第五，该成果以较大篇幅对大陆的三位“龙学”家(王元化、詹锳和牟世金)进行了专题研究，以期深入把握20世纪的“龙学”成就。这一大陆“龙学”三大家的概念是全新的，该成果希望这种概括不仅可以集中展示20世纪“龙学”的成就，也可以突出地展示20世纪“龙学”的特点以至不足之处。
百年“龙学”的主要时间段在20世纪，主要成果或者说最重要的成果当然也在20世纪。20世纪最重要的“龙学”家是谁呢？这可以说是个言人人殊的问题。角度不同，标准不同，结论自然不同。笔者以为，在对《文心雕龙》的文本进行校勘整理，乃至搜罗《文心雕龙》的历代研究资料等方面，杨明照先生的成就和贡献可以说无人能及；在对《文心雕龙》的理论研究和阐释方面，尤其从理论研究的深度而言，王元化先生的成果堪称第一。在对《文心雕龙》进行集成性研究方面，台湾的李曰刚和大陆的詹锳先生并称双璧；假如兼及各方面而综合考量，那么20世纪《文心雕龙》研究成就最大的是两位“龙学”家，那就是大陆的牟世金先生和台湾的王更生先生。因此，鉴于该成果的主要研究方向，我们选择集中论述大陆“龙学”三大家的成就、贡献乃至不足，可以说这是对20世纪“龙学”的典型考察。
第六，该成果对王元化的《文心雕龙讲疏》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不仅指出其重要的历史贡献，也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和评价，从而还原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和是非功过。尤其是对《文心雕龙讲疏》一书的历史局限性，该成果进行了认真探讨和评说。研究王先生“龙学”成果的论文已有不少，但由于种种原因，笔者觉得还不够深入，所谓一切诚念终当相遇，我们认真指出王先生“龙学”论著的种种历史局限，丝毫无损于先生之于“龙学”的执着探索和理论贡献，更有助于年轻一辈沿着先生的“龙学”足迹继续前行。
第七，该成果对詹锳的《文心雕龙》研究进行了全面评述，对其两部重要的“龙学”著作———《文心雕龙风格学》和《文心雕龙义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其中对很多问题的解剖是具有开创性的。
第八，该成果以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野对牟世金先生的“龙学”成就进行了全面分析和探讨，对其重要的“龙学”名著，如《文心雕龙译注》、《文心雕龙研究》、《刘勰年谱汇考》等进行了认真分析，从而对其在“龙学”上的贡献做了全面研究和评价，尤其是指出其于20世纪“龙学”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并同样认真面对存在的问题。作为受业弟子，笔者对牟先生“龙学”的探讨既是面对师说，则除了充分的尊敬，笔者还格外秉承先生的教导，敢于向老师挑战，敢于指出老师著作中的历史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