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本|田晓菲｜抄本、“解构”与古今贯通——对世界与文本的观看与观照文学|抄本|古时代|写本|文本

为自己的作品系列写序言，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回顾”的时刻。从2000年开始写作《尘几录》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在回顾中，因为时间的流逝和视角的改变，有一些东西变得更加清晰起来。
三联书店出版的这个作品系列，目前收入我2000年到2016年之间写的四部书：《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文化》《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这些书，在主题和结构方式上，各有不同的侧重。在我眼里，一本学术论著的写作，不仅仅是收集材料、列举例证，把得出的结论写下来，也是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化思考的方式。写作一本书的过程，是一个探索和发现的过程，是思想得以成熟和实现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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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几录 : 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
《尘几录》从一个作者也是一位经典诗人的个案出发，讨论“抄本/写本文化”的特点，和它对文学史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的巨大影响。相对于在书籍文化和出版文化研究里受到很多重视的印刷文化，这本书呼吁我们注意在抄本文化时代文本传播的特质，对中国写本文化研究与中世纪欧洲写本文化研究做出理论性的联系，提出“新式语文学或曰新考证派”的理念，指出被重新定义了范畴和意义的考证可以为古典文学研究“带来一场革命” 。古今中外对写本的研究相当普遍，不过，以“手抄本文化”为题的《尘几录》，却大概是最早归纳“抄本文化”的抽象性质，并就它对作家形象、作品阐释和文学史书写的影响做出探讨的专著。虽然以陶渊明和陶集为中心，但是“写本文化”的意义是超越了个案的，它深深影响到经典的建构和解读。这些想法，在我后来的论著里陆续有所阐发。至于我对陶诗的赏爱，对我们没有一个权威的陶渊明却拥有多个陶渊明的强调，知音读者自能体会和领悟。如果不能，则也无庸再多做解释，就好比任何幽默，一旦需费唇舌进行分解，也就索然无味了。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写《尘几录》的时候，在中国文学研究里还极少有人使用“抄本文化”这一词语，如今，对写本文化和文本流动性的研究和讨论在海内外比比皆是，无论赞同还是反对，都让人欣慰。有辩论，就说明存在着多元性；有不同意见，就说明存在着不同选择，这从哪个方面看起来都是好事。可以继续进行下去的工作，是对上古写本文化、中古写本文化，还有宋元以降印刷与写本的互动，做出更细致深入的区别对待，对“异文”的概念和处理，发展出更敏感、更富有层次感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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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游 : 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
《神游》是对中国文化传统中两大分水岭时代的勾勒和比较，同时，也集中讨论了一个我特别感兴趣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对世界的观看，如何不仅受到观看者的信仰和价值观的限制，而且受到语言——修辞手段、模式和意象——的中介。这里的张力，在观看者不仅遭遇异域，更遭遇到陌生异质文化的时候，表现得尤其突出。因此，这本书把六朝和晚清合在一部书里来写，希望超越对时代、文类和文体做出的孤岛式分隔，看到它们相似中的不似、不似中的可比，一方面细致深入地处理具体的时代和文本，另一方面庶可做出全景式综观。对这本书，曾有论者以为我想做的是所谓的“跨学科研究” ，但我自己并不认同这一描述。如我在此书前言中所说，我采取的方法，是把通常被不同学科领域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文本放在一起进行考察，把这些文本还原到它们产生的语境中——在那个语境里，并不存在现代学科领域的分界，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探索一个历史时代所共同面对的文化问题，共有的文化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