啃老|回家做“全职儿女”的年轻人( 二 ) 社保|求职

一大型综合招聘会现场正观新闻记者周甬图
而念安要做的，无非是去妈妈家晚餐时带一点小礼物。她负责打下手，父亲则变着花样做拿手菜，看着母女两人狼吞虎咽，父亲会倒上一盅白酒，半眯着眼睛享受这天伦之乐，妈妈再聊聊过往的事情，兴之所至时，可以聊上二三个小时。
刚从职场退下来的时候，念安还有些不适应，她总想再抓住些什么，于是主动去做副业， “最大程度地心理压力来自想做副业多赚点钱” ，但跟父母待在一起的时候就会非常轻松，她会放下手头的事，刻意去融入全职女儿的职业中。
父母任劳任怨沉浸于爱她的感受，给了念安一种安全感：就算失去工作，也能舒舒服服、没有任何压力做她想做的事。
在念安看来，做全职儿女需要足够的经济底气。工作的15年，她和父母买了房子买了车，还有了一定存款，家庭氛围越来越好，和家中积蓄越来越多也有关系，没有生存的压力，父母又都有稳定的退休金。 “如果不是因为有这样的基本保障，我也不敢随意辞职。 ”
在24岁等待一场上岸
最大的难题是交社保。
2022年6月，于悦失去了两年应届生的资格保留，作为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社保，一个月近800元，一年就是接近1万元，对于现在的她来说，这笔支出几乎已经快要承担不起了。
与念安一样具备一定经济能力再从职场上退出成为“全职女儿”的经历不同，更多的年轻人与于悦的情况相似：豆瓣小组“全职儿女工作交流中心”的讨论区中，不少人在为灵活就业的社保缴纳发愁——这几乎是“全职儿女”面临的一个普遍性困局。
在于悦的故事里，成为“全职女儿”更像是“被迫”的。 2020年6月从一所985院校的管理专业毕业之后，于悦并未得到心仪的offer ，彼时正是疫情的第一年，她深觉就业机会渺茫，加上同学不断传来上岸的好消息，于悦思索过后，收拾行囊回到湖南老家备考。
她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是“全职女儿” 。刚毕业回家备考时，她尚且没有什么经济压力，绝大部分的时间以在家专心备考为主，生活被考公、考研、考各种各样的证书填满。
母亲一开始是全力支持的，什么活也不让她干，只让她专心读书。但眼看着一次又一次失败后，他们没有逼于悦再去考公，而是劝她， “找公司上班，国企私企都可以。 ”
但于悦铁了心要继续考，她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以应届生身份进入“大厂”的机会， “每次面试都会被问到毕业的这几年在做什么，别说是几年了，现在的求职环境，哪怕你职业经历空窗两个月都有可能成为被刷下去的理由。 ”在她看来，考公是当下唯一的选择， “只有公务员考试不会在乎你在家备考这段时间有多久。 ”
在职业规划方面，于悦的目标清晰，态度坚定，但在家庭生活方面，她并没有“全职儿女”定义中那样清晰的以劳动换取报酬。
母亲并不会主动给她钱，她也羞于开口索要。在两年应届生资格保留期间，于悦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各种短期兼职和上门家教，以及生日和节日时，父母亲朋的红包，这些收入的大部分也都用于购买备考资料和支付考试报名的费用， “最难过的时候可能就是看到了一条非常非常喜欢的裙子，但我没有钱去买。 ”
但“全职儿女”所带来的压力是她没有想到的，从开始需要缴纳社保，母亲的抱怨就与日俱增，开始变得挑剔和苛刻， “她经常说想去旅游但不能去都是因为我，如果我说我可以自己管自己，就会说我在家白吃白喝没有钱出去玩，让我赶紧去找工作。 ”于悦听得最多的就是， “你有本事不要我们管” ， “你有本事自己挣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