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广孝算不算违背佛法( 二 ) _佛法

其中最凸显的，就是宋代的“程朱理学”——诸葛亮那时候，没那套形而上的教条，诸葛亮其人的军政成就，更在于权谋与用兵，跟儒并无绝对的依托式关联，跟明代以来“愚信”的“腐儒”意识形态，更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可明代儒士们偏就要他归并到自己熟悉、惬意的框架中!这个框架最鼎定也是最核心的，就一个字——忠。忠君的忠。于是，诸葛亮等辈“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侍”的明智、倨傲、目标导向，就被“演义”成了“忠君不二” 。稍稍细想，不难悟出，这便是典型的“历史服务于现实”!
姚广孝是僧人。他本名可能是“姚天禧”，出家后曾自号“逃虚子”，后法号“道衍” 。七十岁前，他一直都是“道衍和尚” 。“靖难”之后，他被敕封“国师”，御赐俗名“广孝” ，但还是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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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是“妖僧” ，也是因为他具有一些惯常认识中佛教徒(释子)所“不应”有的学问、技能，比如“阴阳术数”，再比如军事谋划。作为佛教徒，他不仅“超常规”地具有了这些能耐，更将其“贡献”给了“大逆” 。这样说来，实在是很“不正经”的和尚。
前面说了，出家为僧，在姚广孝还是青年的元末，是汉人子弟的“出世之路” 。在元帝国，人被分成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印欧白人)、汉人、南人(南方汉人及南方少数民族) 。处于“第三等级”的汉人，几乎没有“入仕”机会，因而很多不那么虔诚信佛的知识分子，也剃度为僧，“不正经”的和尚，挺多的。
正经也好，不正经也罢，既是僧人，就谈不到“忠君” 。忠君，是儒士的事。
史书是儒士书写的。史书，跟其他书一样，有立场，有态度。儒士书写的史书，自然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持他们认为正确的态度。
他们的立场、态度是什么呢?别的不说，单就对“佛”，朱子(朱熹)就说过佛祖是“一懒胡耳” 。连佛祖都只是“懒胡”，姚广孝能在史籍上有一段还算中性的“传”，没骂什么，已经是给了后来终究“承袭大统”的他那几个明朝皇帝学生面子了。
所以说，历史这个东东，光看史书，恐怕还是要多加小心。看史书时，还得留神著述者及其所代表的势力所持的立场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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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我剖析与自我标榜的天壤之别也许是料想到在儒士书写的史籍上不会有什么好话，姚广孝在晚年，就是得了“广孝”俗名之后，写了一部带“回忆录”色彩的《道余录》，扼要回顾一生的同时，很往深往透地讲了佛与“道”、儒与“道”、儒与佛，以佛教式的虔诚与思辨，做了自我剖析，并记述修行的心得，从头到尾没有自夸之词，也没有自辩之意。如果确实写完了，无未尽之言，且写的时候抱着印证自我的诚实，可以说，算得有深度、有客观风范的理性之作。
但是，因为“批”了明清儒士无比尊崇的“朱圣”(朱熹)，《道余录》，从来都没真正被当作“思想文献”上过任何“正经”台面。
顺着前述的惯性，对比一下诸葛亮。
诸葛亮戎马一生，没留下什么著述，传世的，只有两篇《出师表》，又以《前出师表》更为经典。到现在，这篇文章，还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被要求“全文背诵” 。
像杜甫那样的质朴文人，能从出师表里读出且只读出“两朝开济老臣心”的温情;而只要稍稍“现实”点儿、“政治化”点儿，就不难从中看出勉励而为的尴尬，再透点儿，还能嗅出穷兵黩武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