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能在地震遗址中看到什么？ _地震

日前，由于连续降雨，四川省北川老县城“5·12”地震遗址全部被淹。据采访人员了解，全国共有6处国家级典型地震遗址。研究地震遗址对于探寻地震规律、监测预报、防震减灾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地震研究既是自然科学探索的领域，也离不开社会科学的参与。考古学凭借自己的学科所长，不仅为地震研究作出了独特贡献，而且直接推动了地震考古学的形成。考古学是如何推动地震研究的？我国地震考古学具有哪些研究优势？如何在理论探索和研究方法上获得突破？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人员采访了该领域的专家学者。
地震考古学“偏爱”人类文化遗存
面对地震遗址，当地震学家以自然科学手段探究地震的发生时间、自然地层变化、断层现象时，考古学家看到的是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叶茂林介绍说，地震考古学主要是根据古代文字、题记、碑刻所记录的地震史料，结合古代墓葬或古建筑在地震中的受损程度，分析历史地震事件的发生时间，推测震中地点、波及范围、地震强度、烈度及破坏情况。这不仅有助于认识地震变化发展的规律，而且能够通过研究这些规律，推算今后发生地震的概率，为地震预报提供一些重要的参考数据。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林向是我国较早将考古学方法运用到地震研究中的学者之一。他告诉采访人员，我国开展地震考古学研究基于李四光先生提出的理论，即认为地震是可能在同一区域重复出现的。“因此，要确定一个地震危险区，不仅要关注该区域的现代构造活动情况，还需要考察过去此处是否发生过大的地震。对古代遗址、村落、墓葬等考古资料水平或垂直分布的变化进行判别，不失为研究历史地震的有效切入点。”林向说。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蒋晓春告诉采访人员，就目前学科发展阶段而言，地震考古学除了关注纯自然的地震遗迹，还偏重于研究与地震相关的人类文化遗存。
叶茂林将这种“偏重”视为地震考古学的人文情怀。他认为，将考古学运用于历史地震研究，能够折射出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一定意义上也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结合，这有助于推进地震研究的认识进展。
我国地震考古学具有独特优势
我国地震考古学具有独特的研究优势。蒋晓春认为，由于我国历史文献丰富，且有重视各种自然灾害记录的传统，因此，有很多历史文献可供地震研究使用。此外，我国文物古迹尤其是大量保存至今的古建筑石刻等，亦为开展地震考古提供了绝好的实物资料。
叶茂林告诉采访人员，中国属于地震灾害多发国家之一，自古以来，人们就比较注重留存和记录与地震相关的资料和信息，以此积累防震抗灾的经验教训、探究建筑方面的抗震技术。这些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和古迹遗址直接或间接地成为研究古地震或史前地震的佐证。
林向以西昌地震碑林为例，向采访人员解释了石刻材料是如何在地震考古学中发挥作用的。“这些碑不仅记录了1850年西昌大地震的发生时间和地点，还可以根据这些地震伤亡者墓碑的分布地点，分析出该地区的地震带是如何分布的、震中位置在何处、地震走向如何。而通过释读碑上记载的资料，则可以更为详细地考证出地震发生有哪些前兆、主震余震的序列、地震深度等。”
【考古学家能在地震遗址中看到什么？】蒋晓春说：“文献及文物史料丰富这一研究优势，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我国地震考古学的研究特色，应当继续保持。这种保持不仅局限于对历史地震遗迹资料的搜集整理，加强对当代地震遗存的保护也十分必要。”
学科“隔膜”有待打破
叶茂林告诉采访人员，作为文物考古与地震研究相结合的一种尝试，地震考古学集中发挥了各学科的专业优势，但也面临着诸如学科合作欠深入、实际操作协调性较差等问题。
“比如，由于当前地震学科的技术手段还没有充分地直接应用在考古遗址上，使得跨学科合作浅尝辄止。除此之外，因学科内部认识不足而产生的‘隔膜’，亦导致地震考古学的学科体系比较松散。基于此种现状，若想在理论探索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首先需要在学科交叉方面有所突破，提高跨学科合作的积极性。”叶茂林说。
蒋晓春也表示，我国地震考古学的跨学科合作尚处于初期阶段，不仅要加大合作力度，还要拓展合作深度。不仅要综合利用考古学、地震学、地质学、古建筑学等研究方法，还要注重考古学与地震学、地质学的理论融合，在构建地震考古学自身理论体系方面下功夫。此外，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质情况复杂多样，且地处亚欧板块、印度洋板块、太平洋板块的结合地带，所以国际合作也很有必要。
在强调跨学科合作重要性的同时，受访学者认为，地震学应当在地震考古学中起主导作用。“地震学终究是相当专业的特殊研究领域，考古学家要完全进入这个学科领域，相对困难。而在地震学研究计划中吸纳考古学和考古学家参与，是更符合实际的。”叶茂林说。(中国社会科学报郝日虹张清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