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黄纯艳评《制造边缘性》︱湖南的“湘西”？西南的“湘西”？( 二 ) |制造边缘性|溪州|酉水|沈从文

从王朝政策而言，宋代呈现重大的转向，即宋王朝全面放弃汉唐时期在西南腹地设置直辖郡县的传统，虽然这一转向是对唐末五代既有格局的延续，但明确为王朝的基本政策，与汉唐经营西南的策略表现出重大的变化。这一转向在湘西地区得到明确的体现。从秦代设迁陵县到唐代的溪州，酉水流域一直延续着直辖郡县的传统。唐代的溪州辖大乡、三亭两县， “编户”曾有两千一百八十四户、一万五千二百八十二口，缴两税，纳土贡，有完备的统治体系。这些郡县控制的范围和程度应是十分有限，从汉代到唐代都可见蛮人不断的反叛， “溪州贼帅向子琪连结夷獠，控据山洞，众号七八千” ，从叛乱武装的规模可知溪州地区“夷獠”的人数当不小于“编户” 。这些编民也并非完全逆来顺受，他们曾向黔中观察使诉告溪州刺史魏从琚于两税外，每年擅自加征朱砂和水银。
十世纪初，溪州彭氏及其他当地豪酋的割据自署中断了直辖郡县的历史，建立了自治的地方政治体。秦代至唐朝直辖郡县传统不只是宣示王朝国家在湘西腹地的存在，而且成为彭氏建构其地方政治体和社会文化的重要模式来源。首先，唐代溪州及其所辖大乡、三亭的设置成为彭氏塑造其合法性的手段，彭士愁使用了溪州刺史的身份。其次，借用郡县制建构其统治体系，称“当州大乡、三亭两县” ，任命部下首领为刺史、知州、县令等。再次，建立赋役制度，以团保组织民众，征收赋税， “复溪州铜柱记”所称“归顺之后，请只依旧额供输”之“旧额”当指唐代税额。而蛮酋使用汉姓汉名则早见于唐代以前。
彭士愁自立，并在溪州之战中取得马楚政权的承认，成为溪州地方历史的转折和分野。溪州通过盟约得到的“本州赋租，自为供养赡。本都兵士，亦不抽差”的自治地位在宋代西南政策下得到巩固。宋王朝放弃了汉唐在西南腹地设置的直辖郡县，几乎全面退出对西南“蛮夷”地区的直接经营。这一秦汉以来中原王朝西南政策的重要转向在溪州得到典型的体现。尽管宋朝通过武力征讨、筑城设寨挟制溪州彭氏，但在西南政策的大背景下，彭氏仍得以延续其自治状态。元及明清实行土司制，与宋代自署属官不同，王朝不仅配置流官，还直接干预土司之下长官司的任免，但直到雍正初年实行改土归流，溪州地区自治的格局仍得以维持。
因而，要回答《制造边缘性》开篇提出的问题：“湘西地处中国腹地，与中原互动了上千年，为何直到清朝才系统设立州县、建立王朝国家的直接统治秩序？为何直到民国，位于南部的苗区还跟边墙、边政、边城这一类词语挂钩？”“其历史过程与机制何在？”即要揭示近代湘西格局何以形成，则必须以彭氏自立的十世纪为追溯的重要源头。这既因溪州彭氏政权八百年割据延续了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也因永、保土司作为湘西最强大的军政力量，自明代便令分别担承， “永顺约束镇苗，保靖约束筸苗” ，有力地影响着苗疆事务。而这又成为雍正改土归流后湘西地区管理方式和社会形态格局的历史惯性。从十世纪彭氏势力崛起的节点上前后瞻望，都可看到湘西与西南区域整体历史演进的同频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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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凤凰
“西南传统”中的湘西
《制造边缘性》所致力阐释的是“西南传统”中的湘西。作者通过湘西这一“个案”讨论了“西南传统”的内涵及其整合入大一统中国的方式。湘西的“西南传统”首先是其西南区域共有的地理环境，即历代所称的“溪峒”所赋予的。湘西地处云贵高原的边缘，武陵山区的“溪山阻绝”既成为王朝进入湘西的“地形阻力” ，也为双方的沟通提供了通道。直到明清，自中原进入湘西北永保土司区的主要通道是酉水，进入湘西南苗疆的主要通道是武水。永保土司的统治区域正是酉水及其支流覆盖的、自成单元的地理环境。而溯沅水入武水，可以深入苗疆腹地。辰州扼守着两条“诸蛮咽喉出没之地” ， “诸蛮不由此，则商贩不通，武陵不得此，则诸蛮不通” ，颇似陶渊明的桃花源。而苗疆进入“生苗”积聚的腊尔山则是“溪峒”之“溪峒” 。如《制造边缘性》所揭示的，王朝国家进入这个湘西腹地需要面对地理环境和“蛮夷”势力的阻力，但另一方面，以酉水、武水为主要通道，湘西地方又与王朝国家展开相互间的物资、人员和文化出入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