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黄纯艳评《制造边缘性》︱湖南的“湘西”？西南的“湘西”？ |制造边缘性|溪州|酉水|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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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边缘性：10-19世纪的湘西》，谢晓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6月出版， 257页， 68.00元
传统“湘西”的历史坐标
对湘西历史的好书我总是特别留意，既因我是学历史的湘西人，也因自己曾经立志却没有实现的研究西南民族史的初心。近年来，很欣喜地看到，在西南研究热潮带动下关于湘西历史的好书好文越来越多，但一字不落地读完的只有谢晓辉博士的《制造边缘性：10-19世纪的湘西》（以下简称《制造边缘性》）。
这本书首先吸引我的是其对湘西历史的定位，即“西南传统”中的“湘西”和土苗共生的湘西。对传统“湘西”的历史坐标的定位，作者的把握宏阔而准确。尽管对湘西历史的专题研究不乏精深的佳作，我还是觉得对湘西有整体和透彻理解的无过沈从文。虽然他以文学的眼睛看湘西，但与历史学者们观察的对象是同一个湘西。沈从文曾说他的写作与水不能分开，他笔下的湘西沿着“水”——辰河（沅水）及其支流白河（酉水）而展开，关注沿河的码头及水上和岸上的各色人等。他也曾说自己和黄永玉是游离于家乡凤凰“共同趋势”以外的“衍化物” 。这个共同趋势就是从苗防衍生的武胜于文的地方好尚。这也使得沈从文书写的那个时代，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凤凰和“筸军”站在了湘西与外部世界互动的最前沿。而之前这个角色属于酉水流域的永顺土司和保靖土司。
不深入酉水流域社会，就不能理解湘西彭氏集团何以能在中原王朝的卧榻之侧割据八百年，不关注边墙之内外的苗疆，就不能理解凤凰及其“共同趋势”何以平地产生。沈从文关注的水（沅水、酉水）和苗防（实即土、客、苗的互动）正是理解湘西历史最核心的两个因素。沈从文谈及的三四十年代，不论湘西人的自我意识，还是内地人对湘西的认知，都还带着“边鄙之地”的定位，即使向云贵川大转移时，各类人等由湘西转向西南，对途经的湘西仍怀着某种“误解”和“戒备” ，而湘西地方势力正纵横捭阖地致力于维持自己的“割据” 。
沈从文书写的是其所处时代的湘西“当代”史，在他的“湘西”里，曾经扮演历史主角的永顺已经成为“湘西”的边缘，而土苗互动的凤凰，或更大点说是“三厅”（即清朝改土归流后在苗疆设置的凤凰、乾州、永绥三个直隶厅）来到前台，而不变的是挥之不去的湘西的“边缘性” 。这既是湘西传统的衍变，也是湘西历史的结果。这个格局不仅延续到沈从文的时代，眼下也似乎某种程度地在延续。而这个既有格局的生成原因需要到历史长河中去探寻。
《制造边缘性》选择十世纪溪州之战为追溯的起点，梳理了降至十九世纪湘西地区与王朝国家的互动方式、区域社会内部的构成和运行形态。该书所要揭示的不是单向的王朝国家对湘西的拓殖史，或湘西地区华夏化的历程，而是王朝国家、有君长的土司政权、无君长的苗疆势力之间的干预与能动，扩张与因应。没有一方是简单的设计者或被安排者，历史正是在各方的拓展、逃避与自存的交互中演进。
湘西历史的十世纪转折
改土归流是湘西历史最重要的转折，追溯改流产生的源起，则是发生于《制造边缘性》起论的十世纪的历史转折。汉代以降，西南各族与王朝国家互动并行着两条线索。一是羁縻体系， “因其故俗治” ，从西汉赐封王侯，到唐宋设置羁縻州。二是直辖郡县体系，即西汉的“初郡”到唐朝直辖州，流官掌治郡，驻军队，兴屯田，通道路，置邮亭。湘西地区设置直辖郡县的具体形态因里耶秦简的发现，可以追溯到秦代，而内地势力的进入则更早。深入西南腹地的直辖郡县对蛮区的实际控制是有限的，但发挥了宣示王朝国家的存在、抑制地方势力、传播华夏文化等多方面的作用。不论是汉族姓氏、家族意识，还是地方政治体的制度设计，都日益显现潜移默化却十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