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黄纯艳评《制造边缘性》︱湖南的“湘西”？西南的“湘西”？( 四 ) |制造边缘性|溪州|酉水|沈从文

明中叶作为宁靖苗疆的措施，修筑边墙，清代继之，乾隆时期再修边墙，已将其作为区隔土民、熟苗与“化外”生苗的界限，跟王朝关系较为密切并获得王朝认同的土官部下的土人、熟苗有权驻扎在边墙之内，被排斥于边墙之外的生苗成为不被保护和防御的对象。客观上，边墙成为王朝区分内与外、民与苗，固化土著不同身份的手段。如果说，王朝对永保土司的利用和倚重，巩固了其地位延续的合法性，保持了与“内地化”相背的边缘性，边墙修筑及其对土著身份的划分则是对民、土、苗人群构成中制造出边缘之边缘。总体上都并非以一体化为必然目标，而制造着不同程度的边缘性。
湘西边缘性的塑造还来自于湘西社会内部的能动性。大小土司利用王朝在苗防上对其的倚重，一方面维持其强有力的武力，频繁应调出征，在安抚苗疆中发挥不可取代的作用，另一方面有意维持着苗疆的不安及其与王朝的离异。平苗既成为土司延续的合法性，也成为其增强军事和经济实力的途径。永保土兵应调的“月例”较两广土兵高出一倍有余，而土司对其臣民按“旗”征兵时应征者却自备器粮。朝廷的征调成为土司营利的途径，不仅乐于应调，而且设法多出兵力。而“苗乱”的存在即其利源。如明朝官僚指出的“土官高坐营中，计日得银，只愿贼在，岂肯灭贼” 。甚至出现苗疆奸人掳略人口卖与土官，割首级以邀赏，土司以“窝苗” ，维持“乱苗”为利。
不论土司，还是苗疆，都努力维持自身传统。土司使用汉姓汉名，攀附家族历史，纂修族谱，建立祠堂，甚至延请汉人儒士，传习诗文。特别是永顺土司修撰了《永顺宣慰司历代稽勋传》和《永顺宣慰司志》，修建了湘西第一所学校——若云书院。这些既是土司介入王朝体系的途径，也是增强自身实力和影响的手段。土司间还通过联姻和结盟，彼此支撑，巩固既有的格局和地位。土司区还通过几乎遍布土民村寨的土王祭祀宣示土王的正统和权威，塑造土王与土民的权力结构和君臣秩序。苗疆广泛传播的白帝天王土著信仰也具有强化苗疆社会整合和认同的意义，而且获得了王朝的敕封，体现了国家与地方彼此的认同与妥协。湘西的“边缘性”并非仅因其地理环境的边缘或行政疆域的边缘，而是王朝、土司、苗疆不同势力在特定历史时期合力制造的结果。
永顺不二门发掘的商周文化和保靖四方城的汉代墓葬文化，都与江汉洞庭湖区文化无同质关系，而与西南地区属同一体系，显示着湘西地区自古的西南属性。《制造边缘性》揭示了湘西西南属性的延续、衍变及固化。 “西南传统”是湘西历史的和自然的属性。王朝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维持湘西边缘性的同时，也日益强劲地牵引着湘西走向“内地” 。元明清湘西在行政区划上归属于湖广行省、湖广布政司和湖南省，王朝国家通过省级行政的湖广或湖南实施对湘西不断强化的管理，湘西作为“湖南一个单位”的行政属性日趋明显。正如《制造边缘性》的旨趣，即探寻“西南传统”与中国社会的整合，政治、经济和文化整合累层地推进，正是沈从文所说“使湘西成为中国的湘西”的过程。
《制造边缘性》揭示的议题还有广阔的讨论空间，书中有的论述也可再加完善和充实。作者通过对“复溪州铜柱记”“盘瓠遗风”一语及彭氏为会盟一方推断溪州彭氏集团为盘瓠蛮，需要明确彭氏集团作为土家族先民这一民族属性，与土家族族源已有研究进行应有的学术对话；自秦到唐，王朝国家一直延续着在湘西地区的直辖郡县传统，这一传统对十世纪以后的湘西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该书未能充分重视和揭示；该书因揭示“制造边缘性”这一旨趣，主要着眼于政治角力，正如作者在书中表达的对湘西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运作机制可作更为深层的探索。诸如此类，还可以展开更多重要的议题。我们期待作者对湘西历史更为丰满和深入的研究成果，展现传统时期湘西社会经济更具体的形态及其演进轨迹，揭示不仅是“西南传统”中的湘西，也是“西南传统”寓含的多样性中特殊的湘西。结果必如沈从文所说：“这是可能的吗？”“不，这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