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期前后七子分别是「明朝中期前后七子」 _明朝中期前后七子

前、后七子是明代中期形成的两个文人集团，他们在文学领域里先后掀起了一场历时长影响深远的诗文复古运动。由弘治到万历，统治文坛达一个世纪左右。
“前七子是指李梦阳、何景明、康海、徐祯卿、边贡、王廷相、王九思等。它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领袖，主要活动范围在于弘治、正德年间。前七子的诗文复古主张，是由李梦阳首先提出来的。李梦阳，字献吉，号定同，甘肃庆阳人，弘治七年进士，官至户部郎中，因上疏弹劾宦官刘瑾被下狱。刘瑾被诛，又被任江西提学副使。其气节名震一时。“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著有《空同集》六十六卷。何景明，字仲默，号大复，河南信阳人，弘治十五年进士，官至陕西提学副使。与李梦阳诗文相交，起初两人十分友善，后因见解歧异而互相诋诃。有《何大复集》三十八卷。为人处事“老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梦阳并有国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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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梦阳（1473—1530)
前七子的文学复古主张，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者老弗道。”李梦阳的代表性言论有：诗歌以盛唐为归，“自中唐以下，一切吐弃。”诗至杜甫达于高峰，“作诗必须学杜,诗至杜子美，如至圆不能如规，至方不能加矩” 。而唐以后的宋诗“主理作理语”，更是破坏了诗歌的艺术特征，他认为“诗者，感物造端者也” 。“诗者，吟之章而情之自鸣者也。”有感于外物还须达到心物相“契”，即所谓“心会相契，神契则音” ， “随寓而发” 。要使诗歌达
到“歌之心畅，而闻之者动”的艺术效果，还必须通过“比兴错杂，假物以神变”的比兴、形象化的表现方法。关于文，则认为文至“西京之后，作者勿论矣。”李梦阳最推重《战国策》的实录精神和优美文采，“录往者迹其事，考世者证其变，攻文者模其辞，好谋者袭其智。”勘为后世之榜样。李梦阳还推重贾谊之文，认为“谊文最高古。”何景明的诗文主张基本上与李梦阳一致。但其见解也有不同之处，二人甚至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李以文坛盟主自居，要求何氏舍己从人，制止其“入室操戈”，以巩固自己在文坛的统治地位。李梦阳先有《赠景明书》，论述景明诗弊，劝其改进。不料何景明竟写《与李空同论诗书》与之相抗衡。其后双方又反复诘难，至景明不能答辩才罢休。(何先李十年而卒) 。
李梦阳、何景明在复古这一根本主张上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何复古上。李梦阳偏重于摹拟古人行迹，“刻意古范”，即学古太似。而何景明则提倡复中有变，也就是要有自己的创造和发展。应该自“成一家之言”,“自创一堂室，自开一户牖” ，即学古不似。另一分歧是李重诗文格调、形式的摹拟，“铸形宿镆（模)，而独守尺寸。”而何则强调内在神情之摹，注重内容的重要性。主张声色为末，质实是本，不能离本就末。与此相关的，李强调字字句句以古为法，尺尺寸寸以古为则，而何则认为“法同则语不必同。”如此等等，比较而言，何在复古中有创新的进步意义，比李梦阳有较少的保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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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景明(1484～1522）河南信阳人
李何所倡导的第一次诗文复古运动，对冲垮台阁体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这种唯古是尚的主张和句窃字摹的恶劣文风引起人们强烈的不满和抨击，其复古运动也就渐渐地平熄了。正当此时，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领袖的后七子运动步其前履紧随其人，通过在一定程度上修改前七子的主张而登上了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