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与孔子治国理念的比较 _韩非子

先秦诸子中，孔子讲德治，主张凭借人伦道德、内在修行、外在教化来治理国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使德治更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政治主张。
韩非讲法治，将法、术、势摆在首位，主张以刑罚威慑、外在管制治理国家。以德服天下与以法治天下，作为古代中国两种对立的治国方略和思想传统，对后世产生着持续的影响。正因如此，对此进行多方面对比分析，进而得出启示意义，就成为必要之举了。

文章插图
一、主要相同之处
从外在形式看，德制与法治是迥然对立的，历代统治实践中。更多的时候是二者相融并存，即使在明确张扬儒家德治的时候，还具有不可言说的另一面——暗里运用着法治主张。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二者既相互区别，彼此不可替代，又存在明显的相同之处。
１、二者的立言宗旨是相同的，追求着同一的目的：维护现行宗法等级秩序，为统治者提供有效的执政方略。孔子重德，主张修身，培养应有的德行。君臣、父子各有自己的德行，德治就是为了达到恪守各自的本分，循规蹈矩，彼此不得逾越。
韩非主张法治。严明赏罚。但同样强调君臣、上下、妻妾、嫡庶之别，一切自有严格界限，各自都应安于本分，恪守已位。可见，维护封建等级秩序是儒、法共同遵守的宗旨，无论是追求理念的提出，还是追求操作层面的规定，其结果都是为巩固现行统治服务。
２、从理论特征看，两种主张均具有内在的逻辑线索，呈现出相对完整的体系化样态，进而可以从理论上推出理想化的效用性。孔子和韩非都对自己为统治者提供的治国之术寄予无限厚望，坚定地认为，凭借自己的主张，完全能够解决面临的社会问题与困境，达到理想中的完美境地。儒家的扬善与法家的惩恶可谓殊途同归，指向了安定社会秩序、实现天下太平的目标。因而均可以得到统治者的注意与青睐，或明或暗地被采纳并应用。

文章插图
二、主要对立之点
１、理论前提不同：性善论与性恶论的对立孔子德治学说的理论前提是人性善论。所谓仁义礼智，我固有之，非外在赋予：“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而且，人还具有先天的“良知”道德品质，“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知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
既然人生来性善，可以接受劝说和教化，那么，施行德治就是可行的，通过伦理劝谕可以达到理想中的社会秩序。正因如此，道德教化论就成了孔子德治的核心内容之一。
然而，法家完全反对这一主张。并对性善论进行了详尽的批驳。认为人性本来自私又功利，“民之故计，皆就安利而辟危穷。”（《韩非子·五蠹》）“君臣之计，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韩非子·难一》）
“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做车子的舆人希望人富贵，做棺材的匠人希望人死掉，原因在于利益使然，非人性之善恶。既然人天生自私，趋利避害，就客观上为行使赏罚提供了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