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孕育出了唐人独特的审美观( 二 ) _出了

男子的主要服装也呈现出倜傥风仪、华而不缛的样式，如常服有宽袖也有窄袖，有圆领也有翻领，一般总是裹乌纱幞头巾子，系红鞓腰带，穿乌皮六合靴。从懿德太子墓和章怀太子墓壁画可知，男子服装由皇帝到官吏，在样式上几乎相同，只是在质料和颜色装饰上有所差别。

文章插图
从这条嬗递的变迁轨迹看来，简素俭约到去朴趋艳的社会风习，从贞观末年滥觞，开元中叶成为潮流，至安史之乱中断，尔后又回归如昔。这种现象的产生有两个深刻的原因。
首先，唐代服装的变化往往从统治阶级上层越礼发端。这是因为人口集中、商业繁华的长安，是统治机构及其成员聚拢的地方，各地贵族士人、富商大贾、少数民族上层往往云集于此，他们汇集的结果，大大提高了城市的消费水平和文化水平，同时对服装乃至城市风尚的变化也发挥主导的影响。特别是开元之后社会财富积累增加，这个阶层人数扩大，特权优厚，使得他们不甘于礼制的约束，好新慕异，纵情享乐。文宗时宰相李石说：“吾闻禁中有金乌锦袍二，昔玄宗幸温泉，与杨贵妃衣之，今富人时时有之。”这种喜好华贵服装的时尚，反映长安城市风貌的急剧改观，形成了新的堂皇气象。当然，富人放纵声色的影响，胡商交易竞争的游荡，市井居民追逐眼前欢乐的倾向，有时会导致社会出现追求奢华的趋势，造成一番虚假的繁荣景象。
其次，唐代服装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而变化。长安聚集了四域的外客和胡商，人数之多远过于前朝后代，他们以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影响和吸引着汉族市民。加之他们又不受唐朝礼法的约束，服饰没有严密的等级规章，无须琐细地区分尊卑身份，因此穿胡服既不受越级僭用的刑法管制，又不受背离纲常名教的指责，故长安虽没有异族入侵用屠刀逼令人们改衣胡服的情况，但新的服装观念敏锐而迅速地渗入市民的思想，人们普遍喜欢穿戴胡服。尤其是在社交活动中，服装最外在而又最能表现人的精神气质，更能敏感地反映城市生活习惯的变化，因而唐朝文化在几百年间变化最快的就数服饰，以致突破贵贱界限，流风波及社会的各个阶层。
二
一个王朝首都居民的穿着对全国有着巨大的影响，而长安当时又是世界著名的都会和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四方外来的衣冠服饰使东方格调与西方特色汇集融合，像吐火罗人着小袖袍小口袴，戴大头长裙帽;波斯人剪发戴白皮帽，着贯头衫，并有织成的巾帔;胡姬们则服大衫，披大帽帔，纵横驰骋。这些都使长安百姓目不暇接。然而，服装离不开民族的属性，它不是外来文化的原始翻版或仿造，而是具有民族特点的社会生活的产儿，又具有护身的物质功能和形象的精神功能。作为大交会、大吸收、大变化时代的唐朝服装，彰显出长安气象，着重体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开放性：妇女的首服(帽子) ，是服装中引人注目的部位。唐代长安初行用缯帛障蔽全身的“羃”，复行高顶宽檐、纱网垂颈的“帷帽”，再行顶部略尖、用“乌羊毛”或厚锦缎制作的“胡帽”(浑脱帽) 。《旧唐书舆服志》载：“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羃。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即渐为浅露矣。”“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开元十九年甚至连朝廷也要求妇人服饰“帽子皆大露面，不得有掩蔽” 。废弃羃、帷帽而大行胡帽，整个面庞全部袒露在外，摆脱礼教的精神羁绊，鲜明地反映了长安社会风尚的开放性。又如唐代女服有各种形式的衣领，常见的有圆领、方领、斜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盛唐时期，长安还流行袒领服，里面不穿内衣，袒胸脯于外，并且愈是贵妇往往愈穿露胸的上衣，像懿德太子墓石椁门上穿袒领服的妇女，就是此类装束。一直到中唐，裙腰之上还有抹胸，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思想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