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孕育出了唐人独特的审美观( 三 ) _出了

文章插图
右：戴笠帽女骑马俑，唐郑仁泰墓出土
多样性：长安妇女一般的日常服饰，大都是上身着襦、祆、衫、帔，而下身束红、紫、黄、绿等色的多幅裙子。宫女们一律着半臂(半袖)，其款式一般为长与腰齐的短袖上衣，穿在衫襦之外，显示出新颖利落的健康格调，特别是半臂袖口加带褶的边缘，成为惹人注目的装饰品。此外，长安妇女还流行穿着袍衫及戴幞头的男装，不仅流行于坊市中的民间女子，甚至宫廷内的宫女、贵妇们也喜爱男装。早在高宗、中宗时期，就“有衣男子衣而靴，为奚、契丹之服” 。天宝年间妇女更是“着丈夫服靴衫，内外一体也” 。天宝四载苏思勖墓壁画上戴幞头、穿圆领宽袖袍的女着男装像充分印证了这一服式。至中晚唐，贵族妇女仍有常穿男装的。女子喜效男装，追求轻便、洒脱、活泼、明快的效果，这也是当时长安服装多样性的一个表现，更是社会习俗的剧烈变化。

文章插图
审美性：服装既是实用物质的必需品，又是审美精神的艺术品。唐代妇女服装尤其重视审美的效果，长安士庶女子在室者搭较长的披帛，出家则披略短的帔子，一般应用薄质透明纱罗做成的长状巾子，多旋绕于手肩间，上面印花或加泥金银绘画。这种源于波斯、印度宗教文化的披帛经过变化后，在长安妇女普通生活中应用，使身体显示出优美的轮廓线，没有任何生硬的剪裁，说明其服装总体的审美性是很强烈的。又如女子的带束，除胡服腰系的鞢带外，一般有纱带、罗带、锦带，在带结中有合欢结、同心结等，将尾束结于前身飘垂，更显得身体婀娜多姿、颀长秀丽。另外，在袍装的翻领、袖褾、护腕、前襟上也都加饰美丽的图纹，使整个服装闪烁着典雅别致的情调，可见审美有着巨大的魅力。
普及性：服装样式一经设计，就必然超越各个阶层和群体的等级身份，或由平民大众流行于贵族上层，或由长安流行于全国，有着普及性的特征。虽然“妇人宴服，准令各依夫色，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 ，但是人们不依格令，随新好尚， “上自宫掖，下至匹庶，递相仿效，贵贱无别” 。正像目前所见的考古资料中，很难将宫廷妇女所穿的公服和一般妇女所着的常服完全区分开来。例如“半袖”就是最先为宫女所服的“宫装” ，后传至民间，妇女纷纷效仿，成为一种妆饰的华丽风气。《新唐书李承乾传》记其喜好突厥语言及服装，令众人仿效穿戴，遂在长安流行一时。唐中宗女儿安乐公主“合百鸟毛”制成的毛裙以及蜀川给她贡献的单丝碧罗笼裙，在长安见世后“百官、百姓家效之” 。这种递相模仿的新鲜感无疑是服装得以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服装化高贵为平常的过程。

文章插图
多变性：唐人服饰不仅在初唐、盛唐和中唐多有变化，即使是“胡服”也有前后两期变化。前期，“胡服”本男子所常穿，妇女穿它主要是来自西域民族或波斯文化的影响，特征为头戴尖锥形浑脱花帽，身穿圆领或翻领小袖衣衫，条纹卷口裤，透空软底靴。后期则如白居易新乐府“时世装”所形容，特征为蛮鬟椎髻，眉作八字低颦，脸敷黄粉，唇注乌膏，影响实出自吐蕃，即唐人所谓“囚装”“啼装”“泪装” ，重点在头部发式和面部化妆，和衣服似无关。但是，妆饰的变异，必然使服装随之而变，从西安郊区出土的中唐以后的陶俑来看，衣襦日趋宽大褒博，下裙长垂曳地，这种从唐代官礼服沿袭而转成的便服，比起前期潇洒风流的服装来，显得完全近于病态，健康活泼的服式变成了孤冷退缩的形象。所以服装的多变有可能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有可能是沉闷环境的畸形变态，关键是它与社会的变异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