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孕育出了唐人独特的审美观( 五 ) _出了

然而，西域格调的服装一时风靡于长安并不是出于封建统治者的人为倡导，尽管汉魏传统服装备受冲击，但唐王朝希望能保持服装等级有差的规范心理却始终深化延续。无论其各时代服饰制令屡有变更，但大抵以紫、绯、绿、青四色来定尊卑贵贱。即使对日常穿着的常服，朝廷也经常横加干涉，固执地将它作为政治要求和道德伦理的象征，汇合法制、哲理、教化等各种手段进行纲常礼教的约束。
贞观时李世民《定服色诏》就说：“自末代浇浮，采章讹杂，卿士无高卑之序，兆庶行僭侈之仪，遂使金玉珠玑，靡隔于工贾，锦绣绮谷，下通于皂隶，习俗为常，流遁亡反，因循已久，莫能惩革。”咸亨时李治敕令：“如闻在外官人百姓，有不依令式，遂于袍衫之内，着朱紫青绿等色短衫祆子，或于闾野，公然露服，贵贱莫辨，有彝伦。”开元初，“玄宗悉命宫中出奇服，焚之于殿廷，不许士庶服锦绣珠翠之服” 。可是一旦社会生产复苏，人们的生活方式就要不可抑制地冲破朝廷的刻板束缚，长安城内不久又争奇斗艳， “尚胡曲，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 。天宝元年，江南数百名鲜服靓妆的妇女到长安表演，于是吴楚的大笠、宽袖、芒履以及短衣窄裳样式又在长安轰动一时，不胫而走。这种风气冲破着“违式禁断”的条例堤防，加速了服装的改变。

文章插图
令人思索的是，经过中唐动乱之后的唐代服装，不仅没有趋于朴素无华，反而更加艳丽奢华，衣服且由实用转为装饰，越来越趋于长大宽博、拖沓宽松，直到走路也必须把衣角提起才能行动。文宗即位后虽“禁高髻、险妆、去眉、开额及吴越高头草履”，但终因长安“贵戚皆不便，谤讪嚣然，议遂格” 。这不仅是豪门贵族竞相奢靡，精神颓废，更主要的是唐廷禁止奢服侈裳，其着眼点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因此不能根治弊俗奢风。
不难看出，这种不同时期不规则的波动，反映出对服装的变化要作更广阔的、本源的理解。
第一，唐代服装的变迁往往在实物和思想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它自身的消化能力同吸收能力一样突出，力求在诸般差异中求得大一统的极致。就其整体特征来说，它的前期具有浪漫自由的风格，并通过这种形态造型独特地表现奋发向上的思想文化，在广泛融会外来文化中形成了“长安气象” 。虽然有人认为“安可以礼仪之朝，法胡虏之俗”，但“都邑坊市，骏马胡服，相率衣盛，奢丽相高”，竟连贵族上层亦有此好。它的后期则以繁文缛节的装饰使服装趋向宽柔造作的地步，是其王朝衰落时矫饰主义的必然显现，这是因为遭遇的历史背景根本不同了。前期是国力强大的盛世，服装自发地引进起着锦上添花的作用，即使是民族冲突和战争也提供着接触的机会，促进了整个文化的发展。而后期则不然，服装的变化是以唐王朝没落、藩镇挑战和其他民族的入侵为背景的。在政局动荡、经济拮据的情况下，统治者重新找回礼制的程式，以维护自己的政权象征，把服装作为心灵中实体的慰藉，这是不同环境中生成的不同文化。

文章插图
第二，虽然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但即使在最开放的开元、天宝时期，服装的明快开化也总是受到封建王朝的压抑阻挠，保守势力害怕服装的变革必然会转向政治新观念的需要，因此要把那种突破传统规范样式的服饰视若洪水猛兽的“妖服” 。在唐代服装几个变化转折时期，时时受到这种“俯就我范”的束缚。比如永隆二年，高宗就以“还淳返朴”“务遵节俭”为名，认为花间绫锦裙衣等，靡费既广，俱害女工。但实质上，正如他自己说的：“采章服饰，本明贵贱，升降有殊，用崇劝奖。”这主要是为了保持等级贵贱的伦常秩序，以千篇一律凝固的服装程式来凸显皇家显赫的地位。这种在并蓄兼收的同时出现的保守倾向被后世封建社会所强化，造成唐以后服装的创新长期受到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