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礼论|王正丨礼与法——荀子与法家的根本差异( 四 ) |王正|孔子

而这样一种对王者的认识，其实也与荀子对天人关系的理解有关。在荀子看来，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荀子·天论》)天的运行是一个纯粹自然的过程，其中既没有道德规则，也没有主宰意志，所以天与人是两种秩序。因此天人不同，天有天的职责，人有人的能力。天的职责在于“不为而成，不求而得” ，自然而然的生化天地万物；人的能力就在于发现和利用天运行中的规律，来进行生产生活。所以天和人应该各做各的事情，这样天尽其责、人尽其能之后，就是“参”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天人合一” 。具体到人本身来说，自然为我们赋予了感觉之“天官”和心灵之“天君” ，我们积极运用自然赋予我们的这些能力，去认识自然界即“知天” ，进而治理万事万物，就实现了人的能力，达到了天人相参。从这个角度上讲，王者是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天人合一”的，因为他既是圣、又是王。所以，荀子事实上把人的理性认识与实践能力推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但也正是在这种过度的自信中，荀子把至高无上的智慧拥有者当成了政治合理性和统治合法性的源泉，认为天下的治理者当是无所不能的，这就是：圣王合一。而王者因其智慧最高，故而享有“制名”的权力，更可以因此制礼作乐而为天下制定礼法。显然，在荀子这里，圣王合一后的王者是一个绝对者，而没有可以与之匹敌的力量。因此说，荀子思想出现问题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理性的自负” ，而并不是性恶论等问题。
总之，荀子的礼学是他在战国末期试图吸取法家因素来重新构建儒家礼学的一种努力与结果，因此其礼学的特质是特别重视成文化、制度化，以求更好地实现礼对人们普遍而有效的规范。但因为他在建构自身的礼学时不能不受到时势的影响，所以最后又把礼学的制定权交给了合一的圣王，这就难免会出现后来人对他礼学的扭曲与利用。
二、法家的法学
法家是战国时期非常复杂的一个思想流派，它上溯于管子，经由李悝、商鞅而在战国政治中崭露头角，其后申不害、慎到完善了相关理论，至韩非子而集其大成。它是一个并没有明确流派传承而却吸引着众多思想家共同分享和建构的思想流派，其中最大的原因，就在于现实政治的需求和战国发展的趋势。本文讨论法家，以韩非子的文本为本，因为他一方面综合了此前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法、术、势，建立了将三者融合为一的法家思想；另一方面他将这套统治术和时代相结合，最终通过李斯等影响到秦始皇，使得法家思想从此在明暗交错中影响了中国政治数千年。
近代以来，学界对韩非子及法家研究颇多，主流的认识是他们的思想强调专制集权，而且手段过于阴暗惨毒，因此它事实上被历代统治者暗地里接受而成为他们的统治术，这也成为中国社会负面性的原因之一。对法家的这样一种批评，应当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也是我们在今日仍需警醒的：决不能再把法家那一套统治术拿来在现实政治中进行应用。但法家作为在战国时期主导时代潮流的思想流派，其理论中也有还需要我们进行思考和研究的部分，尤其是要解决法家和荀子的关系问题，就必须明确法家的法到底是什么。
法家是政治上的激进革新派，其理论的要点是：旧有的周朝封建礼制的统治方法已经不适合新的政治形势了，所以要用君主集权的法治来统治社会。而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就在于他们对时代变化的态度以及对时代的分析。韩非子认为， “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韩非子·五蠹》)统治国家是没有一定之规的，要治理好国家，必须以当前的形势为出发点，研究当前的问题，探讨解决的办法，并以此施行，才会成功。如果非要用以前的方法来对治当代的问题，就是“守株待兔” 。韩非子的这一认识是正确的，因为任何时代的政治措施都是受其时代情况的限制的，情况不同了，政治措施当然要不同。所以只有不断进行改良，才能应对变化的新形势。但是，韩非子也有他的问题，就是政治措施确实是要不断变化和改革的，但是政治的基本原则、政治所以成立的根本原因却并不是能轻易改变的，这就是儒家所提出的“民为邦本”之政治根本原则。韩非子在这一点上不能勘透，因此导致他的法家理论最终变成了一套残酷的统治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