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徐良高:考古年代学与西周历史年代研究( 三 )


三、考古年代学的局限性
另一方面 , 我们也必须承认人类物质文化面貌变化的表现形式、速率及其背后动因是复杂的 , 也应该意识到我们对器物的分型、分式 , 尤其是早晚演变序列的排定是通过人为设定的分类标准和假定的演变规律而建构出来的 , 前后期之间物质文化面貌的差别有时候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 。
不是所有基于物质文化面貌变化的考古学文化分期断代都能与重大历史事件对应起来 , 即使某些重大历史事件与物质文化变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 但是否同步发生 , 更容易反映在物质文化的哪些方面 , 边缘地区与中心地区是否同步 , 等等 , 这些问题都有待深入讨论 。 比如 , 宝鸡市石鼓山3号墓是一座西周早期偏早阶段的大型墓葬 , 但出土了一件被学术界广泛认为属先周晚期的典型陶器——乳状袋足鬲 , 墓葬附近的同时期遗址中也存在同类陶鬲(石鼓山考古队《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发掘简报》 , 《文物》2013年第2期;《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西周墓》 , 《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1期) 。 宝鸡地区本是先周时期生产、使用乳状袋足鬲的大本营 , 该类型陶鬲因而在这一地区具有某种传统性、滞后性 。 (西江清高《宝鸡石鼓山西周墓的发现和高领袋足鬲的年代》 , 路国权、近藤晴香译 , 《西部考古》第10辑 , 科学出版社 , 2016年)同样 , 对于周平王迁都洛阳前后西周与东周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准确区分与划分 , 迄今仍是一个难题 , 故学术界不得不用“两周之际”的时段概念来统称西周末期至春秋初期的诸多考古发现 , 如梁代村芮国墓地、晋侯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中的西周末期至春秋早期的墓葬 。
另外 , 建立在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基础上的考古学文化分期断代虽然为我们提供了判断遗存之间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方法和依据 , 但这种方法和依据具有很大的相对性 。 如果我们仔细推敲 , 就会发现 , 被划在同期的遗存未必同时 , 而划在前后期的遗存也未必不同时 , 比如晋侯墓地中就存在不同代晋侯铜器共存于同一个墓葬中的现象 。
对于夏商周三代来说 , 考古学文化的每期动辄几十年 , 乃至近上百年 。 每一期内 , 无论是人口 , 还是人类活动的各种遗存都发生了一次甚至多次的代际更替和废旧建新 , 同期遗存之间很可能存在复杂的历时关系 , 但我们的当代考古学研究一般无法区分出这种同期内的代际更替 , 不得不将每期遗存假设为共时关系 , 所以张忠培说:“(考古学)难以准确地确定遗存的时空 。 ”(《考古学的局限性》 , 《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 , 文物出版社 , 2005年 , 第43页)
迄今关于西周考古学文化各期时代与西周王世对应的各种观点 , 都是基于对文献和青铜器铭文记载中相关纪年研究 , 以及青铜器与陶器的形制特征及其共存关系而做出的推断 。 虽然学术界对于青铜器和陶器的演变趋势和阶段划分有一定的共识 , 但对于具体器物及考古学文化各期与具体王世的对应却存在较大争议 , 众说纷纭 。
最后 , 我们假设考古学文化的每期所跨时段都是相等的 , 即文化的发展是匀速的 , 隔一个固定时间 , 陶器等物质文化面貌就会发生变化 。 然后利用某一王朝的总年数除以期别数就可以得出每期(同时相应于某几个王)的年代 。 这种古代文化匀速变化的假设是否能够成立 , 未经验证 。 如果我们以清代至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变化的经验来看 , 一个稳定时期社会与一个剧变时代社会 , 一个封闭时期社会和一个面对外来文化巨大冲击的开放时代社会的文化面貌的变化速度明显是不同的 。 前者是长时期的缓慢变化 , 后者是短时间内的急剧变化 。 只要我们承认柴尔德所提出的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等人类发展史上一些关键性转折时期文化剧烈变化的存在 , 那么历史匀速变化的假设就是不能成立的 。 考古学文化每期大约相当于多少年的推断只能是一种值得怀疑的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