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画|从石涛、黄宾虹谈中国画的笔墨精神( 二 ) 石涛|黄宾虹|画家|董其昌|绘画

首先是华亭派的代表人物董其昌开了先河，他说“以境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在董其昌看来，画高于山水的地方就把笔墨奉为圭臬，他们在艺术上强调“日夕临摹”“宛然古人”, 脱离现实，醉心于前人的笔墨技巧，现在我们来鸟瞰整个中国画的发展进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清初“四王”几乎已把中国文人画推向了死亡的边缘，这不能不激起我们对笔墨形式主义的深刻反思。
然而与“四王”的笔墨形式主义相反，以清初“四僧”为代表的一批勇于创新的画家大胆地突破空调的笔墨模式，在艺术上敢破敢立，强调个性解放，提倡“借古开今”, 反对泥古不化，利用和改造传统的绘画形式，表达自己真实的生活和情感，绘中国画带来了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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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僧”之一的石涛以及后来的黄宾虹、师法造化，使中国画的笔墨有了新的内容。石涛认为，艺术家只有操“蒙养生活”之权，才能使笔墨之下有丰富多彩的内容，才能穷形尽相，把山川万物各种形态画得精神十足。笔墨是为绘画造型服务的，没有“蒙养生活”的功力，虽笔力挺拔，墨汁淋漓，将变战玩弄笔墨的形式主义，虽然满幅笔墨，仍然算是无笔无墨的下流之作。
笔墨的有无是衡量传统中国画的一个重要层面。早期的中国画主要是用笔勾画轮廊，用色彩填充泻染，是所谓的“勾勒填色”这早在古老的战国帛画和西汉帛画中就有所反映，也许这就是“有笔无墨”的最早证据。南齐谢赫提出的中国画品评标准里只有“骨法用笔”“随类赋彩”, 可以看出，勾勒设色是最早中国画的特征，用笔在笔墨技法中处于领先地位。
对于墨的探讨相对晚一些，产生于隋唐时代。唐代中国文人画家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废弃青绿山水而提倡水墨山水，传王维曾说：“夫画道之中，水墨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自此以后，崇尚笔墨的中国文人水墨画逐渐成了画坛的主流，被董其昌定所谓的“南宗”, 大加颂扬，同时又极力贬低他所指的“北宗”。在水墨画从诞生走向成熟的同时，笔墨作为形式语言也逐渐丰富完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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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无限运动的宇宙精神 (大美) 是无法用有形式的视象来表现的，唯有在无限运动的形式中才能得到有效的显示。而中国传统艺术中的笔墨形式恰恰是超越形质，把握永恒的大美的最佳形式。因此可以说，黄宾虹作品中的这种有机和谐的艺术形式洋溢着的不是充当物象形质表现手段的热情，而是一以贯之的宇宙精神律动的导入和宣泄。他的作品笔墨的流动性和无限广延性，有效地表现了他对宇宙世界的体悟。所以观赏者透过他作品中的笔痕墨迹，能够真切地受到大自然中生生不息的活力。
总之，笔墨要反映时代精神，表现社会生活，生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反映生活的绘画法则自然也应该不断发展变化。在石涛看来，临摹古人，学习古人笔墨是必要的，他自己就力求“临摹皆备”, 但重要的是师古人之心，而不是师古人之迹，这样才能出人头地，有所创新。学习古人的笔墨技法是为了“具古以化”“借古以开今”。
石涛对中国画笔墨所作的新的美学规定，要求画家在进行创作时用笔用墨要照顾到自然山川的整体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这样的作品才真正有笔有墨，有内容，有意境，而不会滑入笔墨的形式主义。石涛完全不象以往有些画家只停留在简单的技法层面上来理解笔墨，这在中国绘画史上是有相当高理论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