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陈日华：古物学家与近代早期英国民族认同建构( 九 ) |英国|波利多尔·维吉尔|近代

修道院图书馆保存着许多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重要历史书籍与宗教书籍抄本，它们是英国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渊源，也是近代早期古物学家重新界定英国民族性的重要史料与依据。宗教改革时期，亨利八世就派出古物学家约翰·利兰（John Leland）到全国各地，收集藏在修道院图书馆、教堂、私人图书馆等地的古代手稿与文献。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有趣与无奈：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是出于经济和政治目的，他攻击修道院藏污纳垢；然而修道院的文化价值又让他不得不采取措施，对古籍文本进行适当收藏与保护。随着宗教改革疾风骤雨般推进，越来越多的手稿与古籍文献处于危险境地，英国学者开始抢救性地收集从修道院流散出去的珍贵手稿。按照诺尔斯的看法，假如不是从约翰·利兰开始，也是从威廉·坎姆登时代开始，英国古物学家开始关注修道院的古籍与古物。从伊丽莎白一世开始，众多杰出学者辛勤地收集、抄写、编辑他们所能发现的修道院所藏文献。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收集整理有关修道院的手稿文献是合法的，但是，对修道院史的研究则是敏感话题。在宗教改革的背景下，王位继承与宗教冲突交织在一起，修道院在民众心目中意味着堕落、愚昧和贪婪，人们唯恐避之不及。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修道院制度是英国社会的毒瘤，而不思考其文化与学术价值。这种情绪导致人们很难客观评价修道院，如威廉·坎姆登的《不列颠尼亚》曾经涉及修道院，引起一些学者的不满，他被迫为此道歉。
然而，修道院作为一个在欧洲社会存在了千年的组织，不可能被历史忽略。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气氛越来越宽松。大多数古物学家对修道院持同情态度，对修道院生活给予积极评价。格雷厄姆·帕瑞指出：“17世纪之前并不存在修道院史，它是古物学家的发明。 ”古物学家亨利·斯皮尔曼较早涉猎修道院史研究。 1594年，斯皮尔曼从王室承租人手中购买了布莱克堡与沃姆盖修道院的租赁权，但是这笔生意并不顺利，斯皮尔曼卷入诉讼之中，直到1625年才解决。这让斯皮尔曼意识到，介入宗教事务会引发不幸后果。 1613年，他出版《教会不可亵渎》（De Non Temerandis Ecclesiis）一书，关注教会财产的地位与神圣性。他的另一本书《渎圣的历史与结果》指出，觊觎及侵占教会财产必将受到报应。正如波考克所说：“他逐渐确信，解散修道院的过程是渎圣的，他写了很多东西来展示英格兰所遭遇的作为该解散过程之后果的神的不悦的效应。他给出很多占取修道院地产的家族后来堕落的臭名昭著的例证。 ”由于该书论点敏感，在他生前并未出版，直到1698年才正式出版。但是，该书手稿被借阅与流传，引起强烈反响，以至于许多新教徒都产生了返还教会与修道院财产的想法。按照R.H.托尼的说法，晚至17世纪，仍然有这样的传说，即修道院地产的受让人三代内绝嗣。
约翰·韦弗（John Weever）是另一位较早研究教会与修道院历史的古物学家。他从1599年就对墓碑与墓志铭产生了浓厚兴趣，在接下来的30余年里，约翰·韦弗游历不列颠各地与欧陆各国，收集了大量铭文。 1631年约翰·韦弗出版《古代丧葬纪念碑》一书，这是第一部详细研究英国教会墓碑与墓志铭的著作，该书考察了坎特伯雷、伦敦、诺维奇和罗切斯特等四个主教区的千余份铭文，为以后的修道院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1640年，威廉·萨姆纳写成《坎特伯雷古物》，这是有关修道院历史的第一部正式著作。此后，修道院建筑也引起许多古物学家的兴趣，并由此逐渐扩展到对修道院组织机制的研究。 1655年，托马斯·富勒的《不列颠教会史》出版，该书叙述了从耶稣出生到1648年的不列颠教会历史。该书第六部分详细叙述了修道院的发展历程、重要人物、纹章、规章制度、管理机构、议会席位、救济与济贫等内容。虽然该书遭到当时新教学者的批评，但是后人对该书评价颇高， J.W.汤普森盛赞该书是“这个世纪最好的历史著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