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陈日华：古物学家与近代早期英国民族认同建构( 七 ) |英国|波利多尔·维吉尔|近代

三是古英语文献的翻译与经典著作的校对出版。 16、17世纪见证了撒克逊历史著作的大量出版。 1525年吉尔达斯（Gildas）的著作《哀诉不列颠的毁灭》出版， 1565年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英译本出版（这是自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以来的第一个英译本）。 1574年阿塞的《阿尔弗雷德国王生平》出版， 1508年、1517年蒙茅斯的杰佛里撰写的《不列颠诸王史》多次出版。 1644年，剑桥大学盎格鲁—撒克逊研究讲席教授亚伯拉罕·威尔洛克（Abraham Wheelock）出版古英语—拉丁语版本的《英吉利教会史》。此外，威尔洛克还根据库顿图书馆的手稿与剑桥大学所藏的手稿，编辑出版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1692年，埃德蒙·吉本森（Edmund Gibson）编辑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新版本，将古英语翻译为拉丁语，并增加了注释。与亚伯拉罕·威尔洛克编校的版本相比，埃德蒙·吉本森的新版本更为全面翔实。 1695年，埃德蒙·吉本森编辑增订并出版700余页威廉·坎姆登的《不列颠尼亚》，新版本体现了17世纪末期牛津学者对盎格鲁—撒克逊语言以及撒克逊史的新理解，例如，对撒克逊时期地名的解读，比威廉·坎姆登更准确。
尽管剑桥学者对撒克逊的研究仍在继续，但是从17世纪后半叶开始，有关撒克逊的研究中心逐渐转移到牛津大学。之所以发生这种转变，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研究传统有着密切关系。自牛顿以降，剑桥大学的学术研究逐渐走上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路径，古物学的经验研究与人文研究开始式微。与此同时，保守势力强大的牛津大学，其学术脉络与理念更契合古物研究的范式。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古物学家终于完成了撒克逊时期历史文献的整理与古英语释读。古英语研究的意义不仅在语言学方面，而且事关英国古史的认识。例如，乔治·希克斯的语言学研究，就影响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生活与文化的理解，对古英语的掌握与精通，为生动理解整个古代英国打开了一扇门。当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掌握了古英语语法之后，他们开始充满热情地追溯英国历史，这是19世纪“撒克逊主义”兴起的学术基础。同时，古英语研究涉及比较语言学，通过比较与借鉴同属于日耳曼语言分支的北欧语言，英国学者进一步加深了对自己民族语言的认同。
四、重新认识基督教因素
建构英国民族认同，除了需要确定撒克逊族群属性外，还要重新认识英国的基督教信仰，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如何评价宗教改革之前的英国教会；二是如何重新认识修道院的价值。在血雨腥风的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研究这些问题非常敏感。
首先是如何认识宗教改革之前的英国天主教。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既改变了英国土地的所有权，更是极大地改变了英国民众的宗教认同。 1534年亨利八世颁布《至尊法案》，不再承认罗马教皇的权威，宣布建立英国国教，自己及继承人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拥有任命教职和决定宗教教义的最高权威。此后，虽然信仰问题有所反复，但是国教还是最终确立下来。因此，如何认识之前的英国教会，就成为摆在英国知识界面前的重大理论问题。
基督教在不列颠的传播比较复杂。早在罗马不列颠时，基督教就开始在英国传播。罗马人撤离不列颠后，基督教在岛内逐渐销声匿迹，只是在威尔士地区继续传播，后传入爱尔兰。盎格鲁—撒克逊人来到不列颠后，信仰的是自己的原始宗教。 6世纪末教皇格里高利在位时，他派遣大批传教士到日耳曼各地区传教。公元596年，奥古斯丁到不列颠传道，开启了基督教在英国传播的新时代。此后，诺曼征服、坎特伯雷大主教与国王之间的纠纷以及教皇与国王之间的纷争，使得罗马教廷与英国国王之间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在宗教改革之后，英国虽然不是天主教国家，但仍然是基督教国家。国王需要剥离的不是基督教信仰，而是罗马教廷与教皇的控制。因此，古物学家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态度：诺曼征服之前的英国教会是纯洁的，与罗马教廷有关但又独立于罗马，特别是英国教会在宣传教义时使用本地语言；此后，由于教皇的堕落，英国教会才堕落，因此英国天主教需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