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陈日华：古物学家与近代早期英国民族认同建构( 三 ) |英国|波利多尔·维吉尔|近代

二、关注日耳曼因素
近代早期，英国古物研究最初关注于罗马因素。此后，在宗教改革运动和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英国古物研究从对罗马文明的仰慕与崇拜，逐渐转变为对日耳曼因素（或者撒克逊因素）的关注。
作为罗马帝国昔日边陲行省的不列颠，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罗马文明的影响；公元5世纪罗马人撤离不列颠后，罗马文明在不列颠还有多少残存，这是近代早期英国古物学家首先关注的问题。众多的罗马作家如斯特拉博、塔西佗等，都或多或少地记载了不列颠的情况，如道路、地名、河流、市场、集镇、营地、沟渠、墓地、碑文、纪念碑等，这些历史与文明信息，由于时间的侵蚀，许多已经破碎模糊而辨认不清了。文艺复兴运动研究的就是这些古典文明的残存，因此“博学好古（antiquarianism）是文艺复兴运动为知识带来的新发展方向之一” 。罗马因素成为英国古物学家早期研究的兴趣点，这说明此时英国知识界深受欧洲文艺复兴思潮的影响，对于不列颠的民族属性与族群特征缺乏深刻思考，他们对历史的认识处于自发阶段，而不是自觉阶段。
随着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英国学者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受文艺复兴的熏陶，对罗马文明敬仰敬畏；同时，盎格鲁—撒克逊人又是日耳曼人的一支，他们又在思考自身民族的特性。在近代之前，罗马文明辉煌灿烂，照耀着欧洲大地，这种文化优越感使得欧洲学者不会特别关注那些曾经处于野蛮状态的日耳曼人。转变发生在15世纪中叶。 1455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重新发现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塔西佗在该书中对日耳曼人的血统与品质大加赞美：“我个人同意把日耳曼尼亚的居民视为世界上一种未曾和异族通婚因而保持自己纯洁的血统的种族，视为一种特殊的、纯粹的、除了自己而外和其他种人毫无相似之处的人”；“他们具有这样坚贞的品质；他们既不受声色的蛊惑，也不受饮宴的引诱。 ”塔西佗这样描写，是因为他对罗马社会盛行的奢靡享乐之风深恶痛绝，希望通过对日耳曼人的描写给罗马人树立一个榜样，这客观上为不列颠学者重新评价撒克逊因素提供了契机。同时，在亨利八世进行宗教改革的大背景下，英国人逐渐摆脱罗马教皇和教廷的控制，他们谴责教廷的堕落与腐化，反对教廷对英国的盘剥与压榨。由此，英国学术界开始关注作为“日耳曼民族”的英国历史，关注撒克逊人在英国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
罗马因素与日耳曼因素的研究，在16世纪是一个并行的过程，只有到了17世纪，日耳曼因素的研究才逐渐占据优势。威廉·坎姆登属于早期“转型派” 。由于接受过较好的古典文化熏陶，威廉·坎姆登最初从罗马帝国文明的视角界定英国文化，对英国古物进行探究，如格雷厄姆·帕瑞所言：威廉·坎姆登最初写作《不列颠尼亚》时，就是打算把不列颠描述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威廉·坎姆登非常热衷不列颠的罗马遗迹，他游历了不列颠许多地方。再加上他熟悉几乎所有有关不列颠的古典文本，懂得词源学知识，因此罗马不列颠的古物成为他早期研究的重点，这也代表了当时英国学术研究的方向。但随着研究与写作的深入，他逐渐意识到不列颠的独特价值与意义，由此修正了认识视角。《不列颠尼亚》一书早期版本很少涉及撒克逊因素，在该书总论部分，有关罗马不列颠的内容约是撒克逊不列颠内容的四倍。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列颠尼亚》后来的版本更多地关注撒克逊因素。 1605年，威廉·坎姆登出版的《不列颠遗迹》一书显示出他更注重撒克逊因素的研究。当安妮王后1619年去世时，威廉·坎姆登称颂安妮王后，不是因为她是不列颠的王后，而是因为她的哥特人与汪达尔人血统。